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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一、书院的产生与发展二、书院的性质与类型三、书院的功能与活动四、书院的特色与精神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主要参考文献:1.李国钧、王炳照、李才栋《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3.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4.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5.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影印资料),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一、书院的产生与发展1、书院的产生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作为教学形式是诞生在唐末五代,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宋代。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五代的庐山国学。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书院的组织形式,可以上溯到两汉时期的“精舍”(或称“精庐”);•《后汉书·儒林传序》:“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精庐”或“精舍”是在六朝时期成为僧道传经讲道之地;唐以后又多了一些儒士隐居读书之处的意义。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书院之名起于唐代,有官民两途,分别为读书人的书房和中央政府的宫廷图书馆,但最早出现于民间。命名为书院的读书人治学之所,最初有今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李公书院、河北满城张说书院、湖南攸县光石山书院等4所。一种观点认为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五代的庐山国学。但是,邓洪波认为民间书院出现不久,就已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开始了教学活动。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创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的福建漳州龙溪松洲书院,办学活动时间至少达10年以上,可以视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邓洪波认为唐代民间书院至少有49所,东西二都官方丽正书院2处,集贤殿书院4处,二者合计55所。其中高安幸氏桂岩书院、德安陈氏东佳书堂(又称东佳书院、义门书院)、龙溪东洲书院等,或开馆授徒,或藏书教学,已经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学校性质。五代十国,民间13所书院,明确记载有教学活动的有8所,占总数的61.53%,说明学校性质的书院已逐渐成为主流。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2、书院在五代产生和在北宋兴盛的原因第一,五代时期时期学校教育荒废,而北宋初年官学未兴;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说:“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说:“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问其乡校,惟兖、颖二州有之,余无闻矣!”朱熹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吕祖谦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第二,北宋推行崇儒重文政策和科举考试的激励作用;第三,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石山房笔丛》中认为:“雕版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应用,为图书印刷和流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为书籍藏书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第四,受佛道的影响,尤其是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首先,许多书院是由原来的寺观“因袭增拓”而成;其次,佛道寺观选址对书院产生了直接影响;•僧道往往选择山林名胜之区建立寺观,既是传教之地,更是一个文化场所。禅林寺院作为修道讲习之所,并订有详密的讲授佛经的规程,书院地点的设置、学规的制定、讲学活动的方式,均受到佛教禅林讲学的影响。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枕流桥白鹿洞书院——独对亭岳麓书院俯瞰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一角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再次,佛教禅林清规对书院管理制度的影响。禅林佛寺的住持、长老和道观的道长,大多是一些知识渊博的人。书院称掌教的为“山长”、“洞主”,就源自佛教的“长老”。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程董二先生学则》居处必恭。居有常处,序座以齿;凡坐必直身正体,勿箕距倾倚,交踁摇足,寝必后长者,既寝勿言,当昼勿寝。《禅苑清规》坐必端身,不得倚靠,不得掉臂及不得把臂同行。不得坐卧闲话。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程董二先生学则》衣冠必整。勿为诡异华靡,勿致垢敝简率,虽燕处不得裸袒,虽盛夏不得辄去鞋袜。《禅苑清规》衣服常须净洁整齐。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程董二先生学则》出入必省。非尊长呼唤,师长使令,不得辄出学门;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逾期。《禅苑清规》非常住差使不得出门,非大缘事不得请假。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程董二先生学则》读书必专一。必正心肃容,以计遍数;遍数未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务泛观,毋务强记;非圣贤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禅苑清规》参禅问道者,收摄身心,不得散乱,念经求度者,温习经书不得懒惰。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又次,禅林讲学制度对书院讲学组织和方式的影响。禅林讲学制度:①佛教戒律的传播,逐步完善,并广泛推行;②都讲复讲制度的创立;③上座与开题;④论难与格义;⑤教本与义疏。南宋书院的讲学仪式,多模仿佛教讲学制度。主要表现在:①行初至礼;②升堂讲说;③开讲仪式。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第五,藏书的影响。佛寺道观都有藏书,不仅收藏佛道经典,而且收藏儒家书籍,甚至接纳儒家士人在寺观中读书。最后,受禅林影响最重要的所在,应该说是理学的内容。•理学是“援佛入儒”或“儒表佛里”。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3、北宋“四大书院”四大书院说法不一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应天府)、石鼓、茅山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4、南宋书院的兴盛南宋书院数量的增加与地域分布的扩大。南宋也是中国书院制度和教学传统奠定的时期。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5、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数量增加,地域分布更广。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中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Xì)以养之,几遍天下。”政府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书院被纳入国家统一的学制系统。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6、明代书院的起落和进一步官学化明中叶后,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授徒讲学,于是,书院兴盛起来。从嘉靖、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7、清代书院的繁盛与衰废清代初年,统治者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顒主讲于陕西关中书院。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政府改变策略,对书院予以提倡,使它为我所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谕在各省设立书院(雍正十一年谕:“谕内阁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稗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清中叶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清末张之洞创办存古学堂清末书院改革运动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二、书院的性质与类型1.书院的性质①书院属于私学之说以章柳泉为代表②关于“特殊教育机构论”以陈元晖、王炳照为代表③关于书院是私学与官学之外的“第三种类型”以邓洪波为代表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2.书院的类型家族书院、皇族书院、乡村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少数民族书院、教会书院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三、书院的功能与活动盛朗西、高明士的三大功能说:藏书、供祀、讲学;吴万居五大功能说:藏书、供祀、讲学、读书、刻书;邓洪波六大事业说: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书院有讲学、研究、祭祀、藏书和刻书等五大功能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第一,书院祭祀功能①古代庙学制度;②受佛教寺院祭祀的影响;③书院祭祀的兴起;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守朱洞始创宇于岳麓山抱黄洞下,以待四方学者。作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孙迈为“记”。咸平二年(999年),潭守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三年(1000年),王元之(禹偁)为“记”:“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潇湘为洙泗,荆蛮为邹鲁”。四年(1001年)三月二十日辛卯,允则奏岳麓山书院修广舍宇,生徒六十余人,请下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从之。(王应麟的《玉海》卷一六七《岳麓书院》)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④书院祭祀的教育作用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突出其道统源流和建院功绩,以进行传统和典型模范教育(《岳麓书院史略》1986年)王炳照:一是树立楷模,感发志向和信念,使学者‘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二是标榜学派学风特点和旨趣,激励后学继承发扬学派特色。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手段。(《中国书院史》)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高明士(台湾学者):教育理想的具象化;朱熹:“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人生价值的多元化;先奉孔子及孔门诸先贤,然后再增祀对该书院有重大贡献的大儒、先贤,乃至于地方良吏。人格教育与文化传承教育。立志学为圣贤的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人格教育;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第二,书院的藏书功能班书阁:“书院所以教士者,而书籍为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徒有教士之名,已失教士之实。故凡教士之所,皆有广搜典籍之必要,以供学者之博览,不独书院而已。”(《书院藏书考》,《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①书院与书的密切关系“院者,取名周垣也。”——用一个院子将很多书围起来南宋状元汪应辰:“书院者,读书之处也。”(《桐源书院记》)清代学人戴钧衡:“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桐乡书院志》卷六,《书院杂议·藏书籍》)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②书院藏书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唐代时期书院藏书的兴起:民间:义门书院(江西德安县):“聚书数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明嘉靖《九江府志》)官府: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集贤殿书院藏图书达80080卷。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宋代时期书院藏书的鼎盛:皇帝把国子监印本九经等书籍颁赐给书院;书院藏书规模的扩大(藏书上万卷的书院有四所:福建漳浦的梁山书堂、浙江东阳的南园书院、江西贵溪的石林书院、四川邛崃的鹤山书院);书院藏书的品种多样化(抄本和当时已流通的雕版或活字“印本”);创建了一批著名的藏书楼(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楼、白鹿洞书院云章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清代书院藏书的辉煌:藏书建设受到普遍重视,大小书院多藏有图书,以为师生讲诵研习之资;制定了专门的图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编辑了大量的藏书目录;书院内部形成了相对独立运行的图书管理体系;开始由中国古代藏书事业向西式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变。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③书院藏书的来源三种看法班书阁(4种):御书、官吏向官书局征集、官吏捐置、私家捐置;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5种):皇帝赐书、地方政府拨款购置、书院自置、社会人士捐置、其他等;严佐之(3种):公家购置、私人捐置、书院自置。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精神第三、书院的刻书第二讲中国书院教育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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