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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伟大成就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大事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力支持,因而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党的工作重心转移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此之前,邓小平曾于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1979年解决台湾问题新主张出炉1月29日-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邓小平的讲话开启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时代。此后,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对台政策不断完善。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对台湾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允许的,他们不破坏大陆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国家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等八项主张。2005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国企改革开始4月13日-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从此,中国的改革开始扩展至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之幕布也徐徐拉开。当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之后,又不断深化国企改革。如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和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我们开始熟悉“租赁、承包、股份”等字眼。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必须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已走上了建立现代企业之路。经济特区酝酿诞生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开办之初,特区的“特别之处”主要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84年1月-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视察期间,邓小平挥笔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城市,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之后,对外开放的格局不断完善:1985年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建省,全省成为经济特区;1990年上海浦东成为经济特区;1992年,长江沿岸城市全部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开放地区或地带——内陆开放地区,逐渐形成了我国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截止1998年1月,中国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市)已达1330个。建设“小康”提上日程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将“小康”与中国人的现代化理想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按照邓小平指出的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水平已总体上达到小康。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2007年党的十七大分别就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仅成为了全党的号召,也成为了全民的行动。1980年废除领导职务终生制启动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作为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为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生制身体力行。1989年11月,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职去了最后一个职务。1981年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1982年农村改革沐浴春风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这是对1977年以来四川、安徽农民进行包工、包产试验的完全肯定。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9年10月,小岗村包干到户见成效,粮食总产量6.6万公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1980年,小岗村产粮6.95万公斤,1997年增至38万公斤。在此前后,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的部分生产队也开始了包工、包产的试验。安徽、四川的经验得到了成功,也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高级领导的支持,并由此引起了农村体制的变革。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该年底,中央政治局讨论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农村经济改革要求改变原有政社合一的体制。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推动农村经济的改革。农村经济改革导致了原有政社合一体制的变革。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到1985年,在农村自1958年以来延续了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终于结束。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幷不断充实完善。以之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变了农业面貌,使几亿农民逐渐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主旋律9月1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
本文标题: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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