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什么》有感

读《历史学是什么》有感永嘉中学王恩妹作者简介：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主要著作：《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台湾锦绣出版公司1992年、三联书店1994年）《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国移民史》（主编、一、二卷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本书目录：阅读说明:人格健康、心态开放、温文尔雅、博学多识总序：自然科学强调的是“是什么”的客观陈述，而人文学科则注重“应当是什么”价值内涵。不学习人文学科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就不会成为有价值、有理想的人。我们应该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高扬人文价值。（许智宏）引言：……《中国历史学是什么》1．历史的来历1．1“历”和“史”1．2从日耳相传到结绳记事1．3图画与历史1．4文字与历史1．5遗迹遗物与历史1．6神话与历史1．7民间故事与历史1．8历史还是新闻1．9历史信息（总结2-8消息载体，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新载体将会更多的被发现和应用。）1．10未来的历史1．11历史学是什么2．历史的类型2．1时间系列2．2空间系列2．3内容系列2．4人物系列2．5另类历史3．为什么要了解历史3．1董狐的力量3．2《春秋》笔法3．3太史公的地位3．4《资治通鉴》：历史的“资治”作甩3．5古为今用3．6影射史学及其遗风3．7走出庐山3．8历史的智慧3．9从历史看未来4．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4．1有没有真实的历史4．2要不要真实的历史4．3能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4．4了解历史4．5复原历史4．6认识和把握历史阅读书目后记读《历史学是什么》三点感悟一、严谨规范又通俗易懂的诠释与叙述《历史学是什么》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之一，普及历史知识，提高人文素质，塑造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是它的根本宗旨。《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以中国本土学术资源的挖掘为基础，从历史的来历、历史的类型、为什么要了解历史、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等四个方面，用相对通俗的语言，把较为深奥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的知识传授给了普通受众。例如，关于“历史”的来历。“历史”这个名词来自日语，尽管者两个中文字在中国已经用了至少3000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其中包括history历史）繁体字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人脚穿过一片树林，表示时空的移动；《说文解字》“历，过也，传也”。《礼记》中将“过也”对应为日月星辰的移动，用来确定年月和季节。有了名词“历法”。史在甲骨文表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或特殊的职位。《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有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19世纪末之前“历”与“史”关系密切，但属于两个系统。“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开始使用（1901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稿》），实际上日语是借用了汉语古籍中已有的固定搭配。这种严谨规范又易懂的解释有助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工作，尤其启迪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教学。如必修三专题六。又如，今天，“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样的话题仍然是不少青年读者想提的问题。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历史学不应当热衷于民族主义的编造（民族主义是常常应当受到谴责的），也不应当只沉湎于人文主义（尽管人文主义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消失，国民意识也将因此不能存续，而如果丧失了这种国民意识，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我以为说到了历史学最高和终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我们先辈史学家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和史学著作，今天的中国人就不知道三皇五帝、秦皇汉祖、唐宗宋祖、唐诗宋词等等，也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新西兰人，世界上更没有所谓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在《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作者引述了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新史学》中的一段话，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作者辟出了《为什么要了解历史》一章，从“董狐的力量”“春秋笔法”“太史公的地位”“《资治通鉴》：历史的资治作用”“古为今用”“影射史学及其遗风”“走出庐山”“历史的智慧”“从历史看未来”九个方面，娓娓道来，阐发了学习历史的意义。从中我们了解到，早期的史家像董狐、齐太史四兄弟为了秉笔直书历史，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前赴后继；司马迁“隐忍苟活”，为的是写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传承，有赖于这样一批史家的贡献。历史学这些年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降低，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影射史学的泛滥有关。作者在书中批评了混淆研究历史与运用历史之间的界限，脱离历史事实，一味强调古为今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作者认为，古为今用本身并没有错，“正确的古为今用，只是在历史所提供的范围里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但绝不会歪曲、篡改事实”。作为把成为“史学通人”当作努力方向的史学家，作者运用多年来研究历史积淀的智慧，旁征博引，使我们感受了“历史的来历”“历史的类型”“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读完后，相信每个读者都能明白“为什么要了解历史”。二、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学”有人说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但能不能真正成为历史，还要取决于后人如何记录。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因为它都是人所记录的。既然是人所记录的，就不可避免地受记录者本人的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历史事实没有改变，但是记录的人变了，记录的观念变了，记录的手段变了，历史重心就会发生转移。但是无论如何，过去一切的事实都成为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人们都希望穿越时间隧道，能够回到过去，但到现在为止这还只是个科学幻想，我们真正能做到的主要还是阅读历史文献，通过这种方法了解过去。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事实，都已经经过历代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记载者的选择、加工。说到底，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P72)众所周知，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康有为、梁启超等后来再面对这段历史时，都有意放大真迹，攻击政敌，拔高自己，甚至以后见之明进行讳饰作伪，修正自己在当时的思想和言行，使得历史真相扑朔迷离，难辨真假。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动摇了传统的君主政体。但其实不然，根据茅海建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君权，反对开议院。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以按语向光绪帝表明态度，并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虽然，康有为多次提及的制度局被认为是所谓的西方议会雏形或过渡机构，而他代别人所拟的奏折中也不乏“立议会”、“设上下议院”等建议和主张，但他此时期的议会概念，与当时欧美及日本等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差别（第707页）。实际上就是在今天，对于议会、代议制等西方民主制度，我们还不敢说完全了解，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呢。再说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他是1882年参加顺天府试后路过上海，才开始接触西学的。他不懂外文，获知西学主要通过阅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上海广学会所出版的西学译作。胡汉民就挖苦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第136页）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设计师，他本人及其代人起草的变法奏折大部分为光绪帝所采纳，并以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茅海建先生检阅军机处档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被直接采用的奏议只有七份，分别是“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请改直省属员为中学堂乡邑淫祠微笑学堂折”、“请立商政以凯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片”、“上请帝第六书”之设立专局、“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折”。而戊戌时期的上谕共有二百零五道[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所辑录的上谕统计]，虽然不全与变法相关，但从变法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来看，有关变法的上谕一定不少，其中最具亮点的裁汰闲衙冗员方案却是采用岑春煊的奏折。可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无多少真正付诸实施，成为戊戌期间的变法举措。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甲午英雄邓世昌与他这只“义犬”的故事。以往史料大致是这样记载的：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爆发激战，北洋舰队旗舰“定远”不幸舰首中弹，燃起大火，烟雾笼罩整个舰首，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日本军舰乘机围攻旗舰“定远”号。在万分危急之时，邓世昌指挥“致远”冲到“定远”号之前，为旗舰保驾护航。“定远”号转危为安，“致远”号则不幸重创，舰体严重倾斜。这时，邓世昌下令“致远”号冲向日方的舰队，决意与日舰同归于尽，然而途中中炮，不幸沉没。邓世昌既已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念头，因而落水后，随从游近递去救生圈，邓世昌却用力推开，“左一”号鱼雷艇抛来救生绳，这位刚烈的管带亦不应。就在邓世昌即将随波沉没的一刻，爱犬竟游来咬住他的手臂，“公斥之去，复衔其发”，这只通人性的动物也不忍让主人下沉。最后，邓世昌毅然抱住爱犬，一起追随“致远”号而去。甲午黄海战役结束不久，邓世昌和这只通人性的太阳犬的故事便在国内流传开来。当时著名的新闻风俗画报《点石斋画报》即用画作加以渲染。在各界悼念邓世昌的挽联中，也出现了“不济以死继之至今毅魄如生问逃溃诸军能勿頳颜惭义犬”、“臣为国死弟为兄死仆为主死大节萃一门更能义感灵獒力挽颓波留正气”等述及邓世昌爱犬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感人故事的流传，使得这只太阳犬与邓世昌的高大形象一起为世人所缅怀，并赋予它“义犬”的美誉。以上关于邓世昌与其“义犬”的感人故事一直令国人深信不疑，我也不例外，直到最近华东师大历史系杨彪教授在课上给了我们一份完全不同的史料记载。该史料记载出自当时在北洋舰队做教习的美籍军官马吉芬所著的《鸭绿江外的海战》（thebattleoftheYalu）。关于邓世昌与他的太阳犬落水的过程，该著作中是这样记述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这段英文史料大致的意思是说邓世昌落水后，抱住一小块碎裂的甲板求生。这时他的那只狗向主人游来，并爬到他的身上，迫使他松开了所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