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历史思考

苏联解体的历史思考1991年12月25日晚上，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在发表最后一个简短的电视演说之后，印有镰刀锤子的旗子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降下，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苏联的解体，如同本世纪初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苏联的兴亡，又一次表明，一种新制度的成长和成熟，总是伴随着无数曲折反复的历程。尽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70多年也许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然而，在世界现代史上，它毕竟是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尤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落后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已成为历史潮流的当今社会，大半个世纪足以使一个民族经济腾飞和社会取得长足的进步。事实上，苏联在它的发展进程中确实有过辉煌的成就，它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国力。可是，这样一个曾经同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忽喇喇如大厦之倾倒，在很短时间内毁于一旦?对于这个问题，世人正在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作为苏联史研究工作者，经常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十月革命的胜利，新生苏维埃政权经历的磨难和考验，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交替，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和强化，苏德战争的生死搏斗，战后美苏冷战格局的出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风风雨雨，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国家步步陷入泥潭，直至最后的解体，这一连串的历史进程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不能不引发思考之一，苏联的解体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近年来，苏联思想界一片混乱，除了那些赤裸裸的反共言论，有的学者把他们国内遇到的种种问题、危机和困难，归咎于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提出了诘难，说什么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俄国的悲剧”。这些言论，使我们联想起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那场争论，其论据和论点如同一辙。历史已经裁决了论战的是非。事隔70年以后，为什么又有人要将十月革命看作一种“原罪”加以谴责呢?本来，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苏联的解体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根据。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懂得，不能把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崩溃归咎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同样，也不能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7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关于如何看待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这里只想强调以下三点：其一，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在条件完全具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进行。革命不是涅瓦大街上散步，它总是不平坦的，有风险的。对革命家来说，不顾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盲目蛮干，搞冒险主义，固然是不足取的，但也不敢拘泥于去计算和对照某种条件的余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在应当积极行动的时刻不敢行动或动作迟缓，同样是不足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以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革命时机，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正如德国著名的革命左派罗莎·卢森堡所说：“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从它在三月爆发到十月革命)就其一般进程来说，是完全符合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图式的。……革命自然而然地按上升线展开：从温和的开端发展到提出愈来愈激进的目标，与此相应，从各阶级和各党派的联合发展成最激进的党派的独占统治。”她又说：“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极端黑暗腐败，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剧了反动统治的危机，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又立足未稳，力量脆弱，政府舞台上各党派纷争迭起，布尔什维克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得了政权。诚然，由于俄国尚未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条件是有欠缺的，“先天不足”的。然而，即使如考茨基所说是一个“早产儿”，那也应当承认，它毕竟是一个有生命的婴儿。人们的责任是要在后天精心抚养它，保护它，使这个社会主义婴儿成为健壮的巨人，而不是因为其“早产”而人为地否定它，抛弃它。列宁当年反复告诫说，俄国革命将是“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就包含这层意思。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苏联70多年的历程，未能完全弥补“先天不足”带来的缺陷。其三，从十月革命所处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看，那是一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刚刚迈入垄断阶段，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到处显露出资本主义贪婪、野蛮、凶残的阶级本性。资产阶级在压榨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还要通过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人民，以牟取最大限度的本阶级的私利。于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也就和战争伴随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这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陷于绝境，给革命冲破这个薄弱环节提供了机会，而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残杀又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于是，社会主义终于在一个国家里成为现实的思考之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的。本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可是，历史的发展却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推到欧美先进国家的前头，而在这里，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小农在国内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文盲占人口的多数，社会化大生产的任务远未实现。所以，当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在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实际上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一是巩固政权，实行社会改造，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对于这一点，列宁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明确提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保证新社会制度问，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落后国家来说，这个任务尤为重要而艰难。列宁期间，因忙于对付国内战争和恢复经济的巨大任务，还未能倾注全力去进行经济建设。至2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才提上了日程。平心而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是相当重视的，他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和资金来源，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完成情况，他巧妙地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引进一大批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他亲自提出许多工业化的方针和口号，倡导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从而使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多一些时间，就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17%以上，苏联用了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五十年到一百年走过的路程，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使苏联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是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物质保证。20—30年代，正当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动荡不安的时候，苏联却以勃勃生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当然，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和不重视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重工业的片面发展严重压制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发展，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日用消费品和食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缓慢。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采取粮食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等措施，广大农民承担过重的“贡税”义务，挖农民太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又反过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一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定时期内较快地弥补了落后国家薄弱的大工业基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缩短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但长期的发展比例失调，必须造成某种恶性循环，阻滞国民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这个问题就已暴露，但一直调整不过来，成为一种痼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高科技的推广应用成为推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苏联僵化的体制和发展经济的固有模式，坐失了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并在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竞赛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从60年代起，苏联经济发展的增长势头就开始减退，进入70年代，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国民生产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经济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锐减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是思考之三，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本来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模式。列宁有一句名言：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群众自己创造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应当建立起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作机制，它应当是一种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体制。然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体制，有人称之为行政命令型的体制，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苏联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同这一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苏联走过的道路来看，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高度集中的、以强制为后盾的经济体制，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曾把它看作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但战争一结束，现实迫使人们改变认识，调整政策。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能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容纳商品货币关系的新的经济体制。尽管列宁对经济体制的设想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他晚年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业、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等一系列论述，为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方向。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虽然继续实行了若干年，但是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已经逐渐抛弃，当斯大林战胜各种反对派，尤其是严厉批判了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以后，为了短期内建立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就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消灭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私有制成分，取消租让制合同，用强制手段消灭富农。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和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后，斯大林就直截了当地宣布，新经济政策已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以把它“抛此时，在斯大林心目中，已不限于所有制方面的“纯而又纯”，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而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等东西，统统视为“异类”，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资本主义祸害。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是看是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是否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是看有没有建立起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其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虽然排斥了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成了无所不包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东西，商品生产和流通被限制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可是整个体制却越来越陷于僵化，国民经济各部门都缺当承认，30年代苏联形成了经济体制，是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的产物。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它能保证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建设，在工业化初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在国际环境险恶的情况下，这种体制也能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然而，当苏联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社会经济面临向效益型和质量型的方向全面转变，一国经济必须同世界经济接轨，世界经济向纵深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提出经济管理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的更高要求时，这种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强制政策以整齐划一的方式运转的体制，就日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利用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结构改革原有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是，斯大林晚年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墨守陈规，看不到时代的新变化和原有体制的严重弊端，不仅没有作必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