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1818-1883）的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而以此为基础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以往所有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所在。如前所述，以“社会剩余”概念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派所遵循的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剩余分析传统；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在秉承斯密、李嘉图这一核心分析传统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在该传统下，剩余产品的分配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其中代表古典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的存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而利润来自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而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就成为了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和矛盾的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基础，而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在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的阐述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这样看来，虽然都是属于古典剩余分析传统的经济理论，但马克思经济学又从根本上并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就像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所说，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有助于一个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建立，而马克思所要揭示的则是资本主义从发生、发展、到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1]第一节价值理论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一般认为，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分配的基本理论框架，而其中肯定“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则是这一理论继承的核心。然而，对于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学派所论述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曾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今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被严格划分成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完全是现代新古典理论的萌芽地，如他们对斯密理论的所谓生产成本价值论的解释，以及李嘉图曾预期边际生产率分析是主要的地租决定因素和由此对奥地利资本理论的影响，都导致了这种观点的形成，而且这种观点还在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中占有绝大多数；但另一方面，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则始终坚持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剩余传统和社会关系分析的基本思想。不过，对于这两种理解上的混乱，霍华德和金则肯定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种属于剩余分析传统的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古典经济学家都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先驱。”[2]所以说，马克思继承的是古典学派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剩余分析传统，但马克思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在古典经济学或李嘉图的体系中加入社会学，而是要澄清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据前所述，李嘉图1815年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得出了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但这个结论却完全依赖于投入和产出都是谷物的单一部门假定；之后，李嘉图将其扩展为一个更接近于实际的异质品模型、即一个两部门模型，但这个两部门所表明的简单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与其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仍然是类似的，因为它需要一个不同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完全相同的假定。一旦放弃了这个假定，则相对价格与利润率（或工资率）之间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变动关系，从而使得价值与劳动量之间不再成比例、价值和收入分配也不再相互独立；也就是说，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由于在资本构成不同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在相对价格会随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保持其谷物模型的推论，因为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如边际地租的引入）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变动，所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李嘉图的矛盾”。马克思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逻辑混乱。他认为，李嘉图分析上的问题就在于他混淆了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正像罗宾逊夫人所说，“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关于收入分配的许多思想的要旨，但是他断定李嘉图分析的问题不对头。要分析剩余产品的来源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剩余产品的来源不能单从技术关系方面进行探索。”[3]所以，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与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做法，从而建立了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定义为生产关系，或更进一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在《资本论》三卷中，与李嘉图表明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马克思所要表明和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所以，与李嘉图的论述相反，马克思所要表明的并不是技术退步（如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本身也说明，利润率以及价值与分配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或者说从技术关系的分析中并不能得到马克思的结论。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如“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5]而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表明的，也正是这种经济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6]换句话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会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罗宾逊夫人曾经指出，“在他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依据资本积累过程中投资同消费的关系，为今天所谓的发展理论打下了基础。他考察了技术进步对生产和产品分配中的工资份额两方面的影响。他依据资本家出售商品来实现他从中榨取的利润的必要性，探讨了有效需求问题：他把这个概念同研究商业循环的周期性危机联系在一起，他的分析用了大量历史调查材料来说明，由此断定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导致它的自行毁灭。”[7]显然，马克思的理论明确表述了这一点，即：作为技术关系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一直都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中，所以他所要探求的并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联系到技术关系。所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商品经济的生产一般或技术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主要观点来自于：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人相互结合的真正主要的纽带是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从而作为交换者）所结成的关系，这就为用经济关系中的人来代替社会的人开辟了道路。米克指出，虽然《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包括历史上商品生产的整个体系，但马克思所特别注意的却是分析商品生产的某种特定形式——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本主义阶段，“就马克思的方法来说，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贯穿这一整个时期的、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研究它的一般抽象的形式。所以首要的任务必须是分析这一基本生产关系的性质，概括地表明它在一切商品生产社会中如何‘决定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形式）’。”[8]其实，根据英国经济学者霍奇森的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头几页上就清楚地表明，他只打算对一个特殊的社会进行分析研究，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换句话说，《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9]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是依据一个实际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10]因而米克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探求生产关系决定其它经济关系这一简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代替旧制度而发生的改变。比如说，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工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关系，“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11]其实，从《资本论》三卷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正是从正在发展中的生产者间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的，但不论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马克思那里都必须表明，“一定（形式）的生产决定一定（形式）的消费、分配和交换，以及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间的一定的关系。”[12]而在这种论证中，劳动价值学说显然是居于中心的地位，因为按照米克的说法，实际上它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的一种特殊讲法”，在马克思那里也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即阐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价值法则是如何表现出来的”。[13]同时米克也指出，马克思作社会关系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了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生，究竟怎样限制了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的基本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所能起的作用。换句话说，本来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在商品生产的整个时期一直都存在），都是通过使商品交换比率成为物化劳动比率的函数而对交换关系发生作用的[14]。但是，一旦由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就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正是由此马克思才精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就是在于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显然，这一点与前面斯密所区分的两种不同社会由不同的劳动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关系是一致的。首先，在简单商品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占有他自己的生产资料）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进行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即：C—M—C（商品—货币—商品），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简单的商品生产关系，因为简单商品生产一般是由独立的小生产者进行的，因此并不雇用工资劳动者、而只是‘为买而卖’，如小自耕农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出卖谷物是为了购买衣服，而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出卖衣服也只是为了购买谷物。但是，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现在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以后，生产资料所有权开始只属于某一些人，而生产劳动则由另一些人来完成，这样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函数形式发生了改变，即交换比率与物化劳动比率开始具有一种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流通公式，也就是：M—C—M’（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显然这与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它体现了资本家雇用劳动生产正是为了获取增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此明确区分了劳动过程在两种不同生产条件下的情况，一个是一般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它只生产使用价值；另一个是该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即“生产过程”，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含了更多价值的价值。显然，这也就界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征。按照印度籍经济学家考斯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本质特征就是：其目的在于生产是为了交换（production-for-exchange）、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production-for-directuse）。这一点也就明显地区分了商品生产的体系。”[15]在此，也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赫（Shaikh,A.）所说，“能够把产品（只是为了生产）转化成商品（为了卖和卖的交换）的，是一套特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而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则就可以组织围绕生产和交换的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劳动）。”[16]这样，商品生产就必然意味着是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真正表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所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货币流通公式区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也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货币的增殖，而资本家也就是使用货币来购买资本品和支付工资、并通过出售商品来得到这个增加的货币的。米克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