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1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用科学的方法思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是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使命，而理解政治和社会结构是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现实之间的桥梁。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摘要本文基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的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和关系型社会几个特征，这些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积累资本、促进激励和履行合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改革的代价，并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削减贫困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改革的代价日益积累至其临界点时，中国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来应对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如果这些调整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那么中国将可能形成一种独特而成功的“大国发展模式”。*在本文作者中，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均工作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陆铭工作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同时兼职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本文的通讯作者为陆铭，电话：[phone]；E-mail:[e-mail]。本文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85创新基地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曾经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报告过。作者感谢来自以下学者的评论(按音序排列)：柴桦、陈茁、代谦、杜巨澜、何帆、胡晓鹏、纪月梅、刘春荣、刘明兴、王红霞、王勇、王振、韦森、姚洋、张军、张爽、钟宁桦。此外，王永钦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05CJL014)的研究资助，张晏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05JC790090)的研究资助，陈钊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05JJD790004)的研究资助，陆铭感谢来自教育部的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和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项目资助。2关键词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关系型社会经济增长社会和谐JEL分类号P21，P26，O103一、引言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汤森和沃马克（TownsendandWomack,1986）早在20年前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所评论的那样，“这表明了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应当有一个不同的标签。”但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真的可能形成一种成功的经验？如果可能，我们又如何迎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给中国的发展道路到底应该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当我们试图从经济学研究出发形成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完整理解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实际上是要回答“中国从何处来”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关注也决定了我们理解“中国向何处去”的基本线索。“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尽管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学科背景来思考当代中国的问题，但有两个问题是所有的人共同关心也无法回避的，那就是：（1）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持续，社会和谐如何实现？（2）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目标是怎样的关系，是否能够同时实现？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理论家的任务是要去寻找一个一致的分析框架，它应该不仅能够解释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还能够解释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必须建立在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理解之上。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的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和关系型社会几个特征，恰恰是这些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积累资本、促进激励和履行合约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也正是同样的4政治和社会结构带来了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种种难题。这一理解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的转型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以及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是否可能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也有助于理解近年来在理论界和社会公众中出现的一些争论。我们将涉及到的争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1）对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反思，特别是针对国有企业转制、教育和卫生事业改革在社会公正方面的缺失的争论；（2）有关中国宪政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争论（林毅夫，2003；杨小凯，2003）；（3）有关转型方式的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颇受争议的北京共识的争论。①这篇论文首先从政治和社会的基础这一角度来解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我们在第二节中做的工作。如果说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中国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收益”，那么，同样是这个政治和社会结构日益显露出的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则是它的“代价”。探讨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代价是本文第三节的内容。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收益”已经得以充分的发挥，而其“代价”则日渐积累，中国在近年来进行的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以及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改革的反思恰恰反映出，中国改革的十字路口已经到来。在这个十字路口，能不能审时度势地通过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减少改革的代价，将是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根据这一理论判断，我们在第四节中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总结为两个“从-①这篇论文也许还与一些非纯学术的争论有关。一方面，也许这篇论文有助于让社会公众和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了解到，其实经济学并不是不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很多所谓对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那些在道德层面的批评）其实和严肃的经济学研究无关。另一方面，这篇评论也许也能够有助于来自于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年龄层次的经济学者的沟通，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当代经济学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非常多的智慧，这些智慧应该被吸收而不是拒绝。5到”，即：“从分割到整合”，以及“从关系到规则”。“从分割到整合”主要是指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分割状态应逐渐得以消除，“从关系到规则”主要是指减少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所赋予的不同人在政治和社会资源禀赋方面的不平等，并通过建立公正的秩序与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顺利实现这两个“从-到”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对于自己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是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此我们也将在第四节中进行论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第五节作为全文的总结，将提出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与挑战。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舒婷《这也是一切》如果用增长核算(growthaccounting)的方式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是由资本的增长（国内的高储蓄率和国际的FDI）、劳动的增长（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所构成的，但是，所有这些也都可以看作是增长本身，而不是增长的原因（NorthandThomas,1973）。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去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并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社会存在一个分割的结构，而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城乡间的分割，这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有利于城市的资本积累，这对于一个资本短缺的6发展中经济来说非常重要；第二，中国是一个实行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经济的分权（特别是财政的分权）给微观行为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治的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经济分权相伴随的负面影响；第三，在政治集权和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中，中国在传统社会下形成的关系型社会结构得以延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关系型社会成为比规则型社会更为低成本的履约机制。以上三个方面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今天看来似乎更多地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关，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却可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简而言之，上述三个方面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分别构成了快速的资本积累方式(capitalaccumulation)、有效的激励结构(incentivestructure)和低成本的履约机制(contractenforcement)。这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视角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找到了更深层的增长动力源泉，也为后文中分析当代中国的问题与挑战提供了基础。下面，我们分别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论述。2.1城乡分割、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资本积累当一个国家在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体系以及进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其内部获取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都使用了城市倾向政策(urbanbiasedpolicies)作为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手段，中国也不例外。而也正是这种城市倾向政策，才使得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社会分割状态长期维持，并且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现有理论对于中国的城市倾向政策成因的解释主要有两种：7第一种解释是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来进行解释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坚信，工业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而对工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并压低工业部门的工资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绝对必要的财政支持（林毅夫等，1994）。杨涛认为中国的城乡分割的根源就在于中央计划经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策略，从而需要提取农业剩余以增加城市资本积累以及对城市进行补贴(Yang,1999)。第二种解释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地位和政策影响力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从而导致了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的城市倾向政策的产生。杨涛和蔡昉(YangandCai,2000)认为中国实施城市倾向政策的根源在于建国初期确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这一策略的实施并非是来自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是来自于新中国政府赶超工业化国家的愿望，而且他们认为工业化战略是实现赶超目标的昀佳途径。但是，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倾向政策能够一直得以维持？杨涛和蔡昉(YangandCai,2000)认为这可以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即城市居民给政府施加了压力以保持其相对福利水平不下降。例如，从1979年起，中国政府对城市居民的粮食补贴大幅上涨，在1985年放开肉价的同时，又开始针对肉价进行补贴。1985年，政府的全部价格补贴达到262亿元，到1998年高达712亿元。中国政府的城市倾向政策的主要执行机制包括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农产品的上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通过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的限制。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城市从农村获取资源的关键环节，也就是通过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获取8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Schultz,1978)。根据李伟(1993)的研究，1955年到1985年间，政府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共计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通过税收和储蓄外流实现的净转移达到1496亿元。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城市居民还可以享受到农村居民普遍难以享受的福利，例如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向其永久性员工提供住房福利房屋、健康保险、医疗服务以及养老金。而且，城市的中小学教育及儿童的照顾也只提供给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Yang和Zhou(1999)的研究还认为，中国政府实行的有利于城市部门的金融转移项目(financialtransferprogram)也构成了对城市部门和城市居民的倾斜。从1986年到1992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年平均8.5%的通货膨胀率，城乡居民共同分担了这一压力。但是，造成这一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和投资的增加，这些支出中的大部分却投向了城市部门。另外，根据Brandt和Zhu(1998)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还向国有企业投入了更高比例的新增贷款，这些资金转移造成了农民的收入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