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的由来

2006年6月第4卷第2期总12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BeijingUnion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Jun.2006Vol.4No.2SumNo.12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由来、历史及现实胡文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北京100101)[摘要]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以及这一问题对台湾现实政治所发生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加以清理的问题。殖民地经历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总根源,而国民党在台统治失误使这一问题恶质化。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诸多乱相。[关键词]国家认同;被殖民经历;社会转型;异化国家认同”问题造成了台湾[中图分类号]D675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917(2006)0220083206“国家认同”是台湾社会存在的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对台湾政治生态的演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在历次选举中被“台独”势力操弄得最厉害的一个政治议题。毋庸讳言,目前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已经发生严重混淆,而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台湾民众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认识误区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政治问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之内。可见,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对于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异化究竟始于何时,两岸学术界有着广泛的争议。有一些台湾学者认为清代台湾社会存在着一种“土著化”的趋势,这种“土著化”使得台湾社会和中国本土社会“逐渐疏离”。①而一些“台独”学者甚至把这时台湾民众对台湾的“乡土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并认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就是这种“国家认同”的极端体到解决?它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现。[1]但正如陈孔立教授指出的“:直到被日本占据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台湾问题的症结,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殖民地伤痕: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根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根源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来探讨:其一是历史根源;其二是现实的政治根源。历史根源即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以前,台湾社会还没有‘化’到‘土著化过程已经完成’,或从大陆社会‘疏离出去’。”[2]至于“台湾民主国”,那更不是台湾人民“国家认同”异化的证明,相反是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明证。因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割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台湾人民群起自卫的一种反映。“台湾民主国”以“永清”为年号,表达永属清朝之意。在“独立宣言”中也明确说明成立“台湾民主的被殖民经历,而现实的政治根源则是台湾光复后国”的原委在于“:今已无天可吁,无人可援,台民唯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统治。当然,国共内战以及台湾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社会转型也应纳入考察的范围有自主,推拥贤哲,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3]可见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之举,其中并没有像[收稿日期]2006-03-2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05Azz003)的子课题。[作者简介]胡文生(1975—),男,湖北建始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台湾历史文化。①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其南和他的导师李亦园、王崧兴教授以及庄英章等。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所谓“内地化”派,主要以李国祁为代表,他们认为台湾社会在清代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内地化”。大陆学者陈孔立对这两派的观点曾有评议。参见文献[1]。84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月某些人所想像的台湾人“国家意识”。因此,那种把日据以前台湾民众的“乡土意识”上升为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疏离”是错误的。在台湾学者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异化始于“二·二八”事件,我们觉得这种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不满,不甘心做“二等公民”,而希望自己当家作主。这两种情绪促成了台湾社会逐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4]台湾光复后,国民党统治者对于台湾社会已经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没有清醒地认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诚然“,二·二八”事件是造识,漠视了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并因为自己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向恶质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但如果仅仅以此来作为解释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异化的原因显然不足。因为它过于忽略殖民统治所给予台湾民众的巨大伤害,而过于强调国民党政权在此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在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如果没有这段被殖民经历,也就没有所谓的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因此如何清算殖民统治的罪恶,这是在讨论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时不能忽略的问题。更何况,在日据时期,有少数接受“皇民化”思想的台湾民众,他们的国家认同确实已经发生了异化,还有许多台湾民众心中存在的“亚细亚孤儿”的心态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事实。可见,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产生始于1895年之后①,这是一个基本不错的判断,但是如何估价被殖民经历给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所造成的伤害,则是需要细细加以甄别的。这里面牵涉到对于三个不同层面的概念的处理:即“台湾意识”———“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异化了的‘台湾意识’”,这三个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台湾自明郑以来的三个历史阶段:即清代———日据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台湾作为一个以汉族移民为主的社会,自明郑以来,逐步凝聚出一种对于台湾本土的认同,这种认同属于“乡土意识”的层面,它并不牵涉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问题。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社会由于受到外力的强烈冲击而开始逐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这种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对清政府执意割台的怨恨情绪,感觉自己被抛弃,因此对于母体产生了疏离感;一方面是由于的统治失误而激出了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采用了残酷镇压的方式,终于一发而不可收,造成了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发生了严重的变异。其后虽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统治而使得台湾民众心中的愤懑无法发泄,但随着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瓦解,这种情绪也就如火山般爆发,成为国民党2000年下台的重要社会基础。检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基本逻辑应当如此。从这里我们看出,被殖民经历确实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重要历史根源。被殖民经历究竟给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台湾的被割占使得台湾脱离了祖国母体,台湾和祖国的历史联系被强行割断,台湾与祖国此后经历了长达50年的分离,这种分离对台湾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痕。其次,在台湾被割占的50年中,正是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各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认同。这种历史的共同记忆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重要心理基础,而台湾人民由于与祖国的长期分离,因此无法体会到中华民族国家观念所蕴含的深刻历史内涵,这对于台湾人民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同样造成了致命的伤害。②再次,虽然台湾人民从未放弃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乙未反割台斗争到台湾光复,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可谓前赴后继,这其中所表现出的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是不言而喻的。③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日本人占领台湾后一直处心积虑推行其①刘国深教授也认为应当始于1895年。见《试论百年来“台湾认同”的异化问题》,载《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3期。②关于近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问题可具体参见文献[5]。此外黄兴涛先生还有多篇文章讨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问题。一般认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发端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经过清末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初具雏形,此后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到抗日战争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认同。可见,台湾人民正是在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游离于祖国历史的演进之外,这种历史的缺位对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所造成的后果是应当有清醒估计的。③关于近代台湾人民反日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民族认同意识,莫世祥先生有过很好的论述,可具体参看《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中的国家认同问题》一文《,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第4卷第2期胡文生: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由来、历史及现实85殖民政策,对台湾人民实行皇民化教育,企图割断台湾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虽然遭到了台湾人民的坚决抵制,但不可否认,由于长时间的殖民统治,台湾部分民众在民族认同上发生畸变,转而认同殖民者的制度文化,这部分民众的存在在近代台湾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这同样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台湾行政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更为严重的是,国民政府在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方式,这样做的后果是更加深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并进一步强化了“本省人”的受压迫感。这种受压迫感后来成为一些台是造成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混乱的历史根源。湾民众心中最难以消除的梦魇“,台湾人出头天”就被殖民经历给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台湾光复后,如何去医治台湾民众心灵的创伤,使台湾民众基于特殊的历史经历而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不要向恶质化方向发展,这是国民政府需要精心处理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很显然,国民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失败的。2国民党在台统治失误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恶质化在日据时期,虽然台湾社会形成了“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甚至有少数民众的国家认同已经发生了异化,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种“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并不必然就会向否定“中国认同”方向发展,如果引导得当,这种“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也可以回复到乡土认同意义上的“台湾认同”层面上去。何况台湾绝大部分民众对于回归祖国是真心拥护的,这种民意基础是有利的。可惜的是,国民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完全失败。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台湾行政当局,对于接收的准备不足,对于一些统治政策的制定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台湾人民在经历殖民统治后的复杂心态①,接收过程也十分草率,特别是在对台湾的管理过程中所是台湾人感到被压迫而渴望早日“出头”的情绪反映。这种情绪后来被“台独”分子充分利用,成为“台独”分子追求“台独”的“民意”基础。“二·二八”事件作为一种政治压迫的符号,成为国民党难以洗刷的原罪,在后来国民党在台执政的过程中,这一原罪让国民党付出了极为惨痛的政治代价。“二·二八”事件的伤口还未愈合,1949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迁台,台湾又被卷入国共内战的漩涡。为了继续其内战政策,一方面,国民党将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视为“叛乱政权”,而强调“中华民国”法统地位的正当性,并将在大陆的统治机构整个移植到台湾。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对台湾的统治,国民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肃清运动,在台湾制造白色恐怖,从而建立起一套威权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台籍人士被作为共产党人而遭到逮捕、枪杀,特别是抗战期间坚持抗日的一批台湾爱国志士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像李友邦、杨逵、王添灯、宋斐如等。这些做法对于台湾民众心中正确的中国意识都是严重的打击。在国、共政权隔海对峙的总体格局下,台湾民众被强制纳入国民党反共体系中,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被国民党以狭隘的意识形态所操控,在这种意发生的种种贪污腐败情形更是让台湾人民深恶痛识形态下“,大陆共产党政权是邪恶的,在台湾的国绝。台湾民众对于回归祖国的美好期待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化为了泡影。被光复的光芒所掩盖下的殖民伤口开始迅速恶化、变质。此前已经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开始迅速向恶质化的民党政权才是代表中国的正统地位。”反共、恐共、仇共成为一种社会的基本心理。虽然国民党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采取许多措施来强化台湾民众的“大中国意识”,如在文化领域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方向发展。社会氛围也开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