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岗客家文化

深圳龙岗客家文化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新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在来深垦殖的三百年间，有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期。他们既能适应新环境，又能抓住好机遇；既坚持以农为本，又不失时机地发展了本地工商业；既能维护传统，又能带动新风尚，就是说，龙岗客家既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因而跟闽粤赣客家中心地区的传统客家相比，其文化独具特色，闪烁着非凡的光芒。龙岗不仅是深圳最大的客家聚居区，其文化也最具特色，龙岗客家成为深圳客家的代表，在客家学和客家史上，有其特出的深圳龙岗坪山客家村地位与价值。龙岗客家的文化传统及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既是“老深圳”的骄傲。更是“新深圳”的财富。在现代深圳的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善待善用之。一深圳客家—“迁海复界”典型产物深圳客家有自己的特色，这跟它独特的迁徙历史、社区形成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地区在“迁海”运动中，半是直接受害区，半是间接受害区。今日龙岗区亦大体如此。其沿海地区为直接受害区，其北部山区是间接受害区。“迁海”的二十余年间，这两种地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破坏。直接受害区人口全部内迁，其地面建筑荡然无存；“迁海”造成社会不靖而引致间接受害区人口大量逃亡，村落损毁，发展停滞。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1691）后，迁来者方始渐夥。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在深圳这个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但相比之下，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东部的发展明显胜于西部。“迁海”所累最严重的是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其中尤以闽粤为甚。福建“复界区”用于安置郑成功的投降官兵，未行招垦，闽西客家无缘向福建沿海地区迁移发展，亦未能向浙江挺进。“复界”之机，给了客家人在广东沿海驻足发展的机会。深圳（包括香港九龙、新界）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深圳客家研究之所以有较主的学术价值，道理就在于此。目录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与价值深圳客家文化在今日深圳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价值1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与价值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地区，是康熙三十年即1690年前后的事。经过两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艰苦奋斗，到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始，以坑梓“新乔世居”（乾隆十九年）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围堡相继建成。这些围堡式民居跟其他客家地区的民居相比，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自成类型：一、规模大（一万多到两万多平方米），二、规格高（大量使用高标准三合土），三、数量多（仅坑梓镇便有四十余座），是其突出特点。这些大型围堡，标志着深圳客家不仅已经落地生根，经济上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到嘉庆初年（1800），以龙岗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百余年。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2·1坚持耕读文化传统耕读文化，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支柱。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并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坑梓江夏堂黄氏为例。在康熙初年到达坪山的黄朝轩，于康熙三十年（1691）打发长子居中公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到坑梓发展。作为农民，他们很快地将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但是，当时地多人少（三世昂燕公带领族人入住“新乔世居”时，据说连丫环才18口人），也请不到足够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时完成，“这边该耘田了，那边还没插秧”，急得阿婆站在河边伤心地哭泣，原本无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坜”（客家话：叫，哭；坜，小溪）。坑梓黄氏不丢农耕本色，坚持以农为本，加倍努力经营这片热土，使这个“很山”的贫瘠山区，垦荒有成，阡陌纵横，很快实现了水稻、花生等粮油作物自给有余，经济基础愈益雄厚。从“新乔世居”（1754年）落成，百余年间，沿着四公里长“九曲十三弯”的“阿婆叫坜”，相继兴建了“龙湾世居”（1781年）、“龙围世居”（1800年）、“秀山楼”（1830年）、“龙田世居”（1830年）、“龙敦世居”（约1850年）、松子坑大围（约1860年）、“盘龙世居”（1860年）、“吉龙世居”（1888年）和井水龙大围等十六七座大型围堡式民居。“阿婆叫坜”是哺育了坑梓客家名副其实的“母亲河”。随着人口与经济实力的增长，黄氏又向金斗坜和田脚河这两个水系拓展，形成两个新的围堡群落：金沙村、李中村。在坑梓六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沿三个水系，黄氏先后建成近40座大中型围堡，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在坪山、惠州等地，黄氏还建有11座围堡。至今仍巍然矗立的这些围堡，是深圳客家“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讲到这里，我想再一次郑重建议：在讲到“今日深圳”的时候，不要再重复“一夜城”那类割断历史的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宣传。割断历史的建设者，不是好的建设者。无视本地文化历史的城市，不可能成为让人尊重的文化名城。重视文教是客家的好传统。坑梓黄氏更有特出表现：在“光绪维新”的影响下，他们最先接受兴办新学的思想，于1906年兴建了新式学校棗光祖学堂，其校园建筑，依则上海南洋公学。其三层教学主楼，至今仍在光祖中学巍然屹立。光祖学堂从广州、惠州请来懂教育的校长教师，不数年便成为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的一所名校，与深圳客家办的另一所新学棗观澜镇松元厦村陈氏兴办的“振能学校”齐名，为本区文教普及与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学校，出在大都市，不算希罕；但它却卓然出现在山区僻壤，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客家人重视文教的好传统。要知道，坑梓客家兴建光祖学堂，距离清廷制定兴办新学《学堂章程》的1903年还不到三年！1926年，又在光祖学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光祖中学”。站在这经历了九十多年历史沧桑的教学楼前，谁能不肃然起敬，发出由衷的赞叹与感慨？2·2重视并发展本地商业龙岗客家在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亦大力发展商业经济。龙岗镇“鹤湖新居”罗氏祠堂堂联下联曰：“凤止龙岗谋成东莞鹤湖兴厦宇千秋勋业冠人寰”，说的是，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有了资本，兴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坑梓地处山区，远离墟市。坑梓客家黄氏便积极做好物资交流工作。他们秋天收购稻谷、花生、甘蔗，就地加工，然后把粮油糖输送到惠州淡水等地市场；春天，他们又在惠州等地收购猪粪、石灰（用以中和山区酸性土壤），运回坑梓以满足春耕春种所需。买不起的农户，可以赊，秋后还谷，曰“卖谷花”。黄氏非常重视商业活动，秀山楼维珍公为了不落淡水一个墟市，竟更改了生日。坑梓黄的商铺很多，据说当年在淡水的商店当铺占了一条街。有些铺子很具实力。据说，有一次老家这边叫买些白胡椒，在广州的铺子领会有误，把全市的白胡椒全买下了，结果形成市场短缺，行市猛涨，黄氏铺子顺势出手，就发了一笔财。乾隆初年，昂燕公主持修建第一座大型围堡“新乔世居”，临近竣工，发现所备物料经费都大有富余，便让儿子到大水湾另寻吉基，仅隔二十七年，又建起一座“龙湾世居”。据“长隆世居”后人黄永令先生说：梅峰公作长隆，未完，没钱了，想不做了；儿子奇义公对父亲说：“继续做吧”。他做生意拿出钱，让长隆做好了。儿子赚了钱，父亲都不知道。“龙田世居”一位老太太告诉笔者，为建龙田，“卖掉了香港一条街的店铺”。“迁海复界”没动窝儿的坑梓土著各姓，后来急速衰落，原因之一，就是死守农作，拒绝经商。我们在考察坑梓黄发展史的时候，曾经长期困惑于：他们是怎样获得如此强劲的经济实力的呢？单靠农业，是不可能这样发起来的。他们的“商业”，是不是“正道”？清代深港一带鸦片生意火爆，还有军火走私，这会不会是他们暴富的秘诀呢？深入调查的结果，否定了这种揣测。他们不仅没有参与这种肮脏贸易（城肚一老人说：有人做，但规模小），甚至还是鸦片生意的受害者。坑梓黄氏到第八第九世无甚建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尊处优，吸食鸦片。青坑排的子弟就是这样：“青坑排，拖烂鞋。”当年的嘲讽，流传至今。盘古石村某公见儿子迷恋吸毒，不可指望，只好把家事大权交给儿媳。儿媳张氏不负众望，挑起大梁，主持修建了“盘龙世居”（同治三年，1864），建筑面积一千多平方米。这就是八九世时起的最大的围堡了。主持建造“长隆世居”的梅峰公，有些文化。他的祠堂大门，有一副颇富哲理的对联，用以劝勉后人：“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耕也好读也好学好更好。”他又自撰过一副对联作为遗训，其下联是“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已有了质的不同；这种文化心理，已然超越了传统客家的耕读文化理念。这一超越，并非只是梅峰公的一点“思想火花”；从坑梓黄氏各房各支的表现看，这一文化心理上的超越，是一种普遍性的进步。从整个龙岗、整个深圳客家来看，这种既重文教、又鼓励经商的文化，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对传统客家文化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贡献。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够顺利地接受开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时代潮流，并且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并非仅赖于“地利”棗如果仅靠“地利”，深圳客家的经验便没有什么普遍意义。我们的考察表明，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还是第一位的。深圳客家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还是很值得钩沉体味的。让这丰厚的文化积淀，滋养今日深圳的新老居民，在建设国际文明大都市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深圳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委的义务与责任。2·3淡泊神灵，不拘旧礼，移风易俗，积极进取。传统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闹得多数客地“神佛满天飞”。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较之传统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许多祭拜活动主角是妇女，男人不拜。这一点我们开始未曾留意。一九九八年初春，香港国际客家学会和人类学会组团来龙岗考察，著名客家学者劳格文先生发现问题：“这里的客家人没有自己的寺庙。没有和尚，如何做法事道场？如何超度亡灵？”后来我们留意了，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据说曾经香火鼎盛的“潭公庙”，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乔世居的左侧一个胡同里见到两个并排的小庙，一边供奉着观世音，一边供奉着哪吒太子，也是解放前坍塌，近年修复。都是信众奉持，没有尼姑和尚。丧事从简，已成为本地民俗。城肚黄汉英老人（退休会计，86岁）说：这里的神灵信仰变得很世俗淡泊，庙很少，没教堂，有假和尚，知道是假的，也照请不误，正所谓“瞒了阳人眼，尽了孝子心”；对神明不是毕恭毕敬的了，似乎看透了。老人家用一种轻松调侃的口吻讲出了以上实情。这种淡泊神明的心态，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在政府宣布禁止土葬之前，深圳客家也是“二次葬”，但不修对山林水土构成严重破坏的圈椅式大坟，而是修一种车库式的“阴城”，可以存放多个“金罂”（骨殖坛）。从环保角度看，阴城对山林的威胁已降到最低程度。这种丧葬习俗的革新，而且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在讲孝道敬祖先的客家人，这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试想，在闽粤赣客家中心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尚屈服于传统丧葬礼俗的桎梏；而深圳客家却早已摆脱，且是自己解放自己。这种革新始于何时？我们的调查还没有结果。问到为什么修阴城而不修大坟，回答是“大坟占地多，与活人争地”、阴城“省钱省地”。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一种极为朴素、唯其朴素更弥足珍贵的环保意识。我在《客家文化》（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