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帕累托改进”是根本错误的理论

陈世清：“帕累托改进”是根本错误的理论——评“幸福—收入之谜”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西方经济学范式必然产生出来的一个伪命题。田国强、杨立岩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⑨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是由于他们所属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即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即价格经济学和幸福经济学本来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同时，在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是所谓“帕累托最优”简单推导的结果，“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而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和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本来也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帕累托最优”后面的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资源不能得到无限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持续进行，社会财富不能无限增加，到一定“临界点”后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就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论。显然这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悖。同时，帕累托改进只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把人的需要归结为绝对需要——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忽视了人的相对需要——人与人平等的需要，把人的幸福感增强看成只是收入总量的增加，不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后面的平等机制，包括竞争平等机制与效益平等机制。不平等不可能有幸福感，所以不能解答“幸福—收入之谜”的结论就包含在“幸福—收入之谜”的理论前提“帕累托改进”之中。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用对称经济学取代均衡经济学，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用知识经济学代替物质经济学，用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幸福经济学本来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配置经济学为范式框架谈幸福问题，用所谓“帕累托最优”为参照来解决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必然会出现由范式错位导致的语境错位，悖论的结论已经包含在悖论的前提之中。所谓“幸福—收入之谜”本身就是配置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缺陷的必然产物，用配置经济学的模型来解决“幸福—收入之谜”，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能由悖论走向悖境。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富”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经济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长，本来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增长率数字提高、人均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框架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甚至反向而行、渐行渐远。这样的数字提高本来不是作为价值意义上的真正的财富的提高，因此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本来就没有什么正面关系，产生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它本来就不是什么“谜”，而只是一个伪命题。要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数，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而不是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建立“规范的”幸福经济学理论模型。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人均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所谓的“幸福悖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国空民穷，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主体性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幸福悖论才会消除。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这一假定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具体关系——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价值关系也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因此，不能把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解成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价格关系、金钱关系。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是金钱至上，不是价格帝国主义，效益也不仅仅是金钱的成本收益比。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说明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才是完全的，供求才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才是充分的，市场才是出清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幸福的市场机制。如果说“计量经济学”对应的经济学范式是价格经济学，那么幸福经济学由于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所以没有计量经济学的潇洒空间。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所以有时在追求精确性的同时，会造成模糊，而有时模糊方法反而会使其精确。在这里，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结构与要素均为对称的范畴，也是对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计量经济学”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据的精确性，反而会走向准确认识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反面。特别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质，而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则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非线性的五维结构。在主流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框架中建立幸福经济学模型，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所谓由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攀比，且攀比度会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提升，所以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会使人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当总收入超过了临界值”，“增加收入可能不会提高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