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关系”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原因

1西南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考试科目中华文化与传播_____院、所、中心_______国际学院______________专业或专业领域____汉语国际教育_____________研究方向_______不区分研究方向______________级别_______2013级______________学年____2013—2014________________学期_______第一学期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王馨芳____________学号__112013117080003___________________类别____全日制硕士_________________（全日制博士、全日制硕士、教育硕士、高师硕士、工程硕士、农推硕士、兽医硕士、进修）2014年2月10日2研究生院制试论“关系”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原因王馨芳（西南大学国际学院重庆400715）摘要：“关系”是产生于中国社会里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因其广泛存在性和难以剔除性成为中国文化表达的一个方面。背后有其产生并根深蒂固的复杂原因，为刚进入中国社会之外国友人无法理解。本文则将重点放在这种社会现象产生之原因分析上，主要解读儒家文化对中国式“关系”产生的影响。关键词：中国式“关系”人际关系原因本文所述之中国式“关系”非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的关系，属于中华文化的特有词汇，为便于区分，本文所有提到中国式“关系”时都加用引号。“关系”是中国社会里社会群体奉行“插队”原则，为谋求一己私利处置社会资源的一种非正常分配手段，具有隐蔽性和不公平性。“关系”的种类笔者认为有四种，第一种是靠血缘形成的亲属纽带形成的层层关系；第二种是靠同学、朋友、同事、战友形成的关系；第三种是拉关系者和被拉关系者之间本来不认识，靠金钱等物质交换形成的关系；第四种是同一部门里领导与下属之间办事形成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里，社会资源由国家统一安排分配，最终分配权落入掌管这一资源的部门领导人手中。部门领导人在分配时选择的标准区分和倚斜就使得“关系”的运作出现了巨大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关系”的运作主要出现在一些老上级、老战友等高级领导干部身上，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化发展，普通老百姓感到社会资源的稀缺，便便纷纷效仿，出现了人人拉关系走后门，不靠关系办不成事的现象。现代中国无论是商品营销领域、公共行政领域还是教育、医疗等领域，几乎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不充斥着“关系”的影子。可以这样说，没有“关系”在中国社会几乎是举步维艰。那么中国社会如何孕育了这样一种畸形奇特的社会现象？笔者认为的原因有以下七点：一、中国家庭组织庞大，遵照亲疏关系行事，儒家亲疏有别，长幼有序的文化传统。确定继承秩序和在宗族内部依血缘关系区分尊卑亲疏、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宗法制度所规定的以血缘关系而确立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不仅成为中国人家族生活的规范，更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家族伦理犹如一个同心圆,中心是自己,按照与自己亲缘关系的近远,安排同心圆的次序。人们的行为准则与是非标准亦是延着血缘关系外推,与自己在血缘关系上近者为是,远者为非。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血缘感情根深蒂固，攀亲缘、拉关系并不可耻，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心理。每个中国人对各自家庭、家乡的依恋情结很深，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生活中的第一重生活，家庭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最为重要。费孝通说道，中国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构建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所以中国的人际关系是家庭血缘关系的外推，中国人处理社会其他关系也喜好遵照家庭组织关系实行。如果参与这件事当中的某人是与裁决者攀上哪怕一点点亲缘关系，例如干亲缘关系，结拜关系等，对他来说事情的成功率总是比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要大。人们总是在对待他人之时亲疏有别，只要和自己有一点亲缘关系都特别对待，没有的则对之疏离冷漠。彭泗清指出，“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亲缘的核心,越容易被人们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亲缘的核心,3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就会形成疏淡的人际关系。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使中国社会人际之间在利益上“公”“私”不分，在心理上“人”“己”难离,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赖关系。因此,中国人有特殊性的私德,在行为上它表现为内外有别，对圈内人讲仁义、尽义务；对有可能成为或希望其成为圈内人的圈外人,也会先施以人情；对无关的圈外人则循礼而讲利。”[5]所以有“关系”的圈内人好办事，无“关系”的圈外人难办事。这是和中国社会唯我家族至上的观念分不开的。二、个人对家庭、家族的责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个人有必要对家庭成员提携优待。在家庭中,其基本点就是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这主要源于中国传统家庭的“同居共财”制度，由于各个家庭成员必须仰赖家庭的共同财产生活,这样就不能不以家族为本位。儒家特别重视国家与群体的作用，把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夸大到极端，使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具有重群体轻自我的取向。由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中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观念，使人们在面临家族成员的求助时不能直言拒绝，否则被认为是“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等被世人唾弃，最起码也是被认为是有福关起门来独享的自私自利的人，甚至被说成当家族同胞兄弟有难，却熟视无睹见死不救的人。正因为怕背上这样的恶名，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当自己有能力有成就的时候就有责任由义务对家庭成员中的落后分子加以提携和帮助，这不惜损害公平正义原则而为己方开绿灯开小道。正是这样的道德观念使拉关系者和别拉关系者同陷一个关系网中，难以挣脱。三、情面，中国人懂情理，不好铁面无私。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考虑最多的是感情因素,而不是理性和科学。人情作为中国人际关系的纽带是至关紧要的，离开人情，人们的社会互动就失去了基础。中国人做事时，总是不好驳人家的情面，当别人找上门来帮忙的时候，总是不好拒绝。面子是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它表示的是一种关系倾向，是一种社会互动。[8]在人际关系中，当一个人善于维护别人的面子，就会使对方心存感激，同样以给“面子”作为回报,从而容易形成密切的人际关系，而且给对方的“面子”越大,这种互动关系越会良性运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当别人给了自己一次面子时，中国人就会永记于心，把它当作是一次没有还完的人情甚至彻夜难眠，整日思考如何才能寻个机会还了这次人情，互不相欠，这才感觉心里踏实。中国人在“人情”交往中的此种表现是基于中国人的“不欠”和“回报”心理，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的主要区别之一。中国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人情维系的。人情是人际交往的纽带,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现代中国公众进行人际交往时更注重人情，而且“一个人处理人情关系的能力大小常常成为衡量其社会活动能量和人际交往水平的标准。”如此一来，中国人你来我往，围绕人情的纽带不断地编织着中国式“关系”的网络。但随着这种中国式“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扩展，人情中情感的成分却在逐步淡化或异化，即原本人际之间的精神和情感联系的纽带越来越“功利化”。人情的构建和还清必须以某种物质的表现形式来完成或者是他人有需求的办事权力的拥有来实现，靠单纯的无目的的情感缔结的人情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很少很少了。四、集体主义观念，群体生存方式根深蒂固。在原始氏族部落里，氏族就是一种自然的亲近的血缘关系所联系起来的人群。人们强心只有属于某一氏族竭诚联盟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得到食物以生存下去。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之间的斗争和氏族吞并,有势力的氏族在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后来不断扩展为小的国家，到最后转变为大的国家。人们就是靠着这种集体的力量与天斗，与其他生物种族争斗，才赢得了生存的权力。由于中国人心理普遍具有集体主义和群体意识，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如若单打独斗基本不能成功，没有朋友没有关系则被人排斥和看不起，在社会上难以立足，便想方设法让自己成为某一关系网络中的一员。按照儒家哲学，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独立的实体，人被界定为社会的或互动的存在。正如胡适所言：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地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这就形成了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编织关系的社会风气，身处其中让人越陷越深，如4若对关系文化抵制排斥，则被排挤出主流社会，成为在中国社会里难以生存的边缘人物。五、正式规范松驰，约束规范制度不完善，为权利金钱的交换提供了土壤。资源的短缺仅仅是一种条件，并不必然产生中国式“关系”,我国建国后至“文革”前这一时期,鲜有“关系”就是一种证明。中国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制约,开展经济活动时必须要积累“关系”。工作场合不民主，领导的话就是命令，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等级制度的残留。人们普遍意识到大多数工作领域的裁决处置权还是领导一人说了算，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人治大于法治，这就使钻营关系的人看到了机会，不断送礼贿赂以盘结“关系”，得到领导赏识或支持，事情成功就基本胜券在握。“关系”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些国家资源分配的权利过多地移交某些人私自单独处置，导致结交私人关系为谋求一己私利成为可能。六、社会组织结构凝固，圈子网络自有并不断发展。我国工作单位是一个高度结合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不同领域活动的共同体,于多数人几乎都是由生到死与一个工作单位相联系,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由单位解决,个人的终身经济收入和待遇都是通过单位供给,加之流动机会少,长期相处,社会关系自然比较稳定,延续时间长,许多同事会成为可信赖的朋友。因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中心性和全面性特征。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相似性反映在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同质性、高趋同性和紧密性。阶层阶级、圈子等级的相对固定，这使得关系外的人觉得进入圈子很难，有些关系高不可攀。在阶层低的大众眼中造成得到关系者拥有令人羡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便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想方设法编织自己的低级关系网络，同时结交权贵，攀亲戚拉关系以加强自己在社会范围内办事成功的保障系数，提高社会地位。七、社会资源短缺，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高。社会资源是指个人和团体可资利用和交换的,便于自身发展的一切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总和。社会资源的短缺和稀少,为关系网的产生创造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社会资源的分配途径,一般是由国家统一计划与调拨,通过各个社会组织统一分配到社会成员手中。但资源的短缺,不可能充分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这样必然要以种种条件来限制和剥夺一些人的需要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当人们不甘于被排斥在分配系统之外时,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某种优势,占据某个制高点,就设法避开正式组织及其种种规范的限制,纷纷挖空心思制造自己与有权力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通过关系网为媒介,使这种紧缺资源优先达到自己手中。显然,关系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的手段。这就导致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现象比较严重，势利眼比较多。中国人生活在社会资源的短缺之中,加之人口压力极大,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人们期望值之间的落差,便是资源短缺的空间,这也是培养出关系网生存的空间与客观条件,这也是关系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的客观原因。而且,为了克服原始的沟通体系及官僚主义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人们将“关系”视为仅次于知识和技术的一种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Brunner,Chan,Sun,&Zhou1989)。[3]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于互惠原则形成的互相信任的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实现稀缺资源的获取，因为人们认为基于互惠而达成的一致是一种百试不爽非常好用的手段。中国式“关系”产生于中国这种地大物博，农耕历史悠久，封建制度漫长的国家有其深刻社会根源和文化传统，与占据中国人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更是渊源颇深，纠缠不清，所以要根除这一人们办事时的歪风邪气十分困难。像“关系”文化这种直接涉及个人利害的文化变革，要人们放弃眼前的个人利益基本不可能。而且，除非是明确的犯罪行为,否则，谁也无权干涉社会成员追逐个人利益。但是，“关系”通常偏重“圈内人”利益而对“圈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