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精读)

赵士林: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赵士林21世纪初，中国大陆又掀起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个热潮被称之为“国学热”。面对所谓“国学热”，有两个亟待探讨的问题：其一，为什么在世纪初掀起”国学热”？其二，国学亦即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为古代农业社会形成的文化智慧，在当代大工业社会，还有价值吗？如果说有价值，体现在哪里？回答这两个问题，要从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谈起。一、现代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三次冲击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可谓多灾多难。从五四算起，它已经历了三次巨大冲击，每次冲击都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现代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冲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当时的文化启蒙、救亡图存具有双重联系。所谓文化启蒙，就是启传统文化之蒙，因此文化启蒙的基本目的，就是冲破传统文化的藩篱，请来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亦即科学和民主，从价值观到人生观都向西方文化看齐。之所以要文化启蒙，又是为了满足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在当时的启蒙者看来，中国之所以搞得那么糟，之所以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传统文化拖住了中国进步的后腿，于是，五四时期，文史哲诸领域，都出现了颠覆传统文化首先是儒家价值体系的标志性人物和文献。例如在思想史领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对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巨大冲击。在这本书里，孔子不再是不可动摇的至圣先师，不过是可以和其他诸子一样平等对待客观研究的思想家，儒家经典也不再是不可怀疑的神圣信条，而是可以质疑、可以批评、可以辨伪的古代文献。六十年后，任继愈先生谈到这部著作的影响时还说：“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西方中世纪对《圣经》也是如此）。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些。……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1]文学领域有鲁迅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作品，抨击传统的“吃人道德”。从狂人、阿Q到祥林嫂等构成了控诉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的艺术群像。哲学领域则有陈独秀呼吁伦理觉悟，将矛头直接指向儒家设计的传统社会最根本的伦常秩序、道德规范：“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能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2]此外，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则激烈抨击儒家思想扼杀了中国思想的生机，如他指出：“自孔氏诛少正卯，著‘侮圣言’、‘非圣无法’之厉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3]“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4]、“吾人所争平等，为法律上之平等；所争自由为法律内之自由；非无范围之平等，无限界之自由。而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正不必曲为之说也。”[5]另一位反传统斗士著名文字学家钱玄同则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甚至连汉字都主张废除：“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6]五四反传统之激烈自不待言。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经常有人批评五四葬送了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抨击传统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五四的反传统，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于辛亥革命后。辛亥成功，民国建立，但政治局面仍混乱不堪。封建复辟势力猖獗，政治上复辟帝制，意识形态总以尊孔读经配合。袁世凯称帝，第一个动作是尊孔祭天，整个过程积极扶持儒家的组织化。张勋复辟，康有为的孔教会最活跃，配合最积极，张勋就是孔教会的名誉会长。李大钊曾敏锐地指出：“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做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7]在思想文化领域，国民意识麻木依旧，精神状态萎靡依旧。正是在这种沉闷腐朽的社会氛围中，五四斗士率先举起了科学民主大旗，从思想文化入手，批判传统，摧枯拉朽，希望激活国民精神，通过文化创新开拓国民精神新境界，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五四的启蒙价值不容否定，对传统文化抨击在当时总的作用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当然，五四的反传统，肯定有过激的地方，今天当然有必要指出和矫正这种过激，但应注意的是，五四的反传统并没有像一些人指责的那样，令中华传统文化扫地以尽，并没有绝对颠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根据如下：其一，五四反传统最激烈的人士也没有全盘否定传统，他们仍然这样那样地明确肯定传统文化首先是儒家思想的人文价值。如主张“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8]的陈独秀就指出：“孔学优点，吾未尝不服膺”[9]“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故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10]1937年，刚刚出狱的陈独秀撰文明确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11]另一位激进反传统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2]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胡适更指出：“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中，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家”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13]其二，培育传统文化的社会土壤仍然存在。清朝灭亡，由于政治体制基础不复存在，儒家思想体系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崩溃，但由于文化心理结构的惯性惰性稳定性，儒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尽管也受到社会变革的严重冲击，却仍然这样那样地支配着国人的精神世界。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生产方式仍为小生产自然经济，社会结构仍由乡绅自治维系，这是儒家价值体系赖以保持生命力的深厚土壤，有这个土壤在，儒家思想价值就不会土崩瓦解。另外，中华民国政府对儒家也采取亲近认同态度，从北洋军阀政权尊孔到蒋介石政权长达16年的“新生活运动”倡导礼义廉耻，都还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圭臬，这就从政治上消解了对儒家的颠覆。其三，儒学发展学术条件仍然具备，传统文化的研究即便在战争时期仍呈现繁荣景象。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钱穆、贺麟等传统文化研究大师，儒家文化命脉犹存。其四、理性面向未来，情感依恋过去。美国学者列文森曾就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提出一个著名看法：理性上观念上抛弃传统，情感上价值上生活方式上保留传统。列文森的看法很有根据，例如胡适、钱玄同、鲁迅等尽管都是反传统的健将，理性上和传统很决绝，但生活态度、道德实践还是这样那样不同程度地认同传统的价值观。胡适留学洋博士，却并没有冲破旧式婚姻束缚，执守着传统的婚姻观，和乡下来的小脚没文化的原配夫人厮守终生。钱玄同更有代表性。思想激进的了不得，但却被称为“纲常名教”的完人，赞成儿女自由恋爱，自己却与被包办的妻子厮守终生。他还特别指出搞新文化运动的人不能太自由，否则被人说成是通过新文化运动满足个人私欲，典型的大儒风范。相反的例证是吴虞。作为五四最著名的反孔斗士之一，吴虞对孝的抨击最为激烈，但当他的女儿对她不孝顺时，他却怨愤不已。特别令人不齿的是，和父亲打官司争家产，胜诉后竟在日记中写下：“大吉大利，老魔迁出”，父亲死后，他竟写信给女儿说：“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吴虞的行为不能见容于社会，最后被开除教职。可见五四后，社会主流价值还是不能接受吴虞这样的颠覆传统道德的极端分子，他自己尽管激烈抨击孝道，却对不孝的女儿大为不满，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讽刺。综上所述，五四的激烈反传统，并没有断绝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特别是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情感态度还是这样那样地遵循着儒家传统。对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发生于“文革”。这次冲击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解构。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地位挤压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历经知识分子改造、反右等一系列清算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以及此伏彼起的学术界的批判运动，传统文化研究逐渐萎缩、扭曲、简单化、政治化，到了“文革”，传统文化终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是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不仅是传统文化研究成为禁区[14]，更是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解构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文革”确乎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15]，在这场“革命”中，一些植根于民族文化血脉灵魂的道德规范、行为操守、人际关系准则都受到根本的颠覆，父子势不两立、夫妻互相告发，学生殴打老师，亲友反目为仇……传统伦理价值荡然无存。从“破四旧”[16]到“批林批孔”[17]，传统文化从硬件到软件都遭遇了灭顶之灾。中国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大师冯友兰先生竟然当了批林批孔的顾问，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文革”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当然不是一种良性解构，而是一种恶性解构。“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双向的，它彻底毁灭了传统的优秀成分，如人文精神，而继承和膨胀了传统的恶劣成分，例如集权专制、文字狱、思想统治。“批林批孔”运动的所谓“评法批儒”，将这个双向破坏推到极致。这场运动中的运动从政治上正式宣判了儒家的死刑，其实是宣判了儒家仁者襟怀、人文智慧等宝贵文化价值的死刑，而将法家主张的古典法西斯专制成分恶性膨胀，再结合马克思主义中的极端成分转化而成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专政、阶级斗争等，组成了现代社会最野蛮的极权暴政，毛泽东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这个极权暴政的意识形态本质。李泽厚师在中国思想史、制度史研究中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儒法互用。[18]秦朝统一中国是法家的胜利，但专任法家却使秦朝二世而亡。汉以后的统治者汲取秦朝短命教训，采纳儒法互用的国策。儒法互用不仅是一般理解的阳儒阴法，即软硬两手，也不仅是儒家士大夫抗议精神制衡皇权，更重要的是，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礼治精神渗入法制系统，成功地对秦代以来确立的法制体系进行了转换性创造。这个转换性创造尽管导致人情高于法律，甚至导致“以礼杀人”，但毕竟缓解了专任法家造成的社会紧张，在情理交融的治理结构中实现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文革”对传统的颠覆，所谓“评法批儒”的最大恶果是剥离了儒法互用的儒，也根本抛弃了法家“法不阿贵，绳不挠曲”[19]“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20]的合理因素，而将法家的“罚家”一面即严刑峻法镇压民众的统治手段的一面发展到极致，从古典法西斯发展到现代法西斯，既破坏了传统儒法互用的积极因素，又没有建立起现代法治系统，从而出现公检法坐一条板凳办公的荒唐审判制度。政治局面混乱不堪，一方面军事管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另方面无法无天，陷入无政府主义，甚至滑入内战。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既不讲道德也不讲法治，社会紧张暴戾、动荡不安，对人权的践踏无以复加，出现有史以来未见的全面的道德瓦解、文化沉沦、秩序崩溃。“文革”造成的破坏确乎是“史无前例”，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颠覆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精神伤害、灵魂侵蚀非短时间能够弥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掀起了文化讨论的热潮，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