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

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不同时代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解释与说明，今天我就在此综合下诸多名家的不同说法，对比兴这两种表现手法进行细细分析。一、比兴的起源比、兴两法在我国诗歌创作中源远流长，从《诗经》起就已开始运用。儒家诗论把比兴列为赋、比、兴、风、雅、颂“六义”的两种。郑玄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注)。把比兴与美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古时比兴之法多用在旧体诗词和民歌中，一般文学作品中极少运用或不用。下面我就举几个《诗经》中的例子。“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二、比兴的发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比兴这种表现手法得到了发展，具体我们可以分析屈原的《离骚》。《离骚》继承了《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同时对其有了进一步发展。“《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中有些话不一定完全正确，但王逸首次看出了《离骚》与《诗经》在比兴手法上的密切关系，还是很有眼力的。比兴手法具有丰富性。《诗经》作品多为短章，特别是《国风》中的民歌，这些作品篇幅本来就很短小，兴句就一般只用在诗的开头，比法也只存在于某一单句之中，由于是民间无名歌者的创造，所以这种比兴是原始的、零碎的。但《离骚》就不是这样了。《离骚》中的比兴比这要丰富得多。本来，《离骚》的篇幅就具有一定的长度，这就大大增加了它的容量。在《离骚》中，仅香花美草就有二十五种之多，此外还有不少的杂草、动物、服饰、男女恋人、媒人等等，使比兴呈现出一种无比的丰富性。比兴手法具有象征性。《诗经》中的比喻和起兴大都比较单纯，它们所涉及的事物往往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某一客体，这些文事物有的与诗歌的内容有一定的关联，有的还没有这种关联。《离骚》中的比兴就完全不是这样。在《离骚》中，比兴所涉及的事物与全诗的内容水乳交融，合而为一，不易分开。这些比兴意象汇合在一起构成总体艺术形象，充满了象征意味，如果抽去这些比兴意象，《离骚》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比兴手法具有系统性。《诗经》中的比喻和起兴在一首诗中只是某种片断的意象，它们或在开头，或在篇中，往往是孤立的，彼此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但是在《离骚》中，各种不同的比兴意象都组成了相应的系统，而且这些不同的系统往往还错综交织，层出不穷，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象。如对楚王的称呼，不同的提法包含着不同的意义，表达着不同的情感，一般来说，“美人”、“灵修”带有褒义，包含着希望；而“荃”则隐含着指责的意味了。比兴具有自觉性。在《诗经》中，比兴是民间口头歌者所运用的形象思维方法，它的单一性和偶然性说明这些比兴的运用一般来讲是不自觉的现象。屈原的《离骚》却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比兴手法了。诗人显然是以《诗经》中的比喻、起兴为借鉴，再根据自己抒情的需要加以改造和扩充。他就是这样自觉地学习、继承前人的艺术创作经验，并以自己的实践，大大扩展了形象思维的活动范围，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三、后人对比兴的理解赋比兴的概念是从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中总结出来的。其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里只是交代它们各是“六诗”之一，并未对其具体含义作出解释。但名家众多，理解自然也各不相同。到了汉代，诗三百篇被尊称为《诗经》，对其表现手法的探讨便从此展开。毛亨将兴视作了《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并认为其具有发端和譬喻双重含义。这样界定兴的含义是大体符合它的原义和《诗经》的实际情况的，只是毛亨尚未关注到赋和比，当然也就更未区分比兴之间的差别。第一个为比兴表现手法下定义的是东汉经师郑众。他在《周礼注疏》卷二十三《太师注》中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按郑众的解说，比，就是用物打比方，也说是比喻；兴，就是把事物寄托在事物中，其实就是一种隐喻。郑众的解说虽很简单，却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比和兴的含义区分开了，前者是明喻，后者为隐喻，这就不会再像毛亨那样因泛释兴为譬喻而与比的含义发生混淆了。二是指出了比兴分别为明喻和隐喻，就说明两种表现手法都离不开具体的物，所谓比兴手法，就是形象思维的方法，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基本特点。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在《周礼注疏》卷二十三《太师注》中对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此注遭到了历代学者的批评。但事实上，郑玄对比兴的阐发不仅符合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征，而且对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不小的贡献。郑众的观点对六朝文论尤其对刘勰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黄侃就特称刘勰“妙得先郑（郑众）之意”。宋王安石《甘露歌》词：“尽日含毫难比兴，都无色可并。”清顾炎武《与人书》：“起八代之衰，而树千秋之业，非明公其谁与归！当不仅流连比兴，传播艺林，为斯文之盛事矣。”四、小结比兴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形象化方法，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一家之言固然多，但当我们实际运用时，便知其真意，这种手法并不是死的，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关键在于我们的灵活运用与创新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