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与生活方式

社会空间与生活方式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对布迪厄阶级理论进行了社会学考察。在当今社会学领域内，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占据着极为重要且独特的位置，其观点超越了迄今为止任何阶级与阶层理论。与以经济及职业结构为主要依据的各种传统理论不同，布迪厄将阶级与阶层问题放在文化的视野下加以探究。他赋予文化以特殊意义，认为它受到阶级的决定性影响并和经济资本一样，凝结着社会的不平等，也即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身份与地位只有通过诸如生活方式、阶级品味及其消费模式等广义的文化资本方能得以体现。因此，他将文化资本视为和经济资本有着同等重要作用的阶级分类指标。布迪厄从文化出发的阶级理论，不仅对社会学实现文化的转向做出了独特贡献，而且也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秩序、社会等级的形成机制，揭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过程，进而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自20世纪中后期起，西方发达国家步入了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大众消费为特征的后产业时代。文化向政治、经济生活各领域的大规模渗透和扩张，促进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经验的美学化。社会组织的这一转向同时也对社会理论提出了挑战。为回应社会生活的文化化与美学化，社会学关注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形式的关注转向对内容，即对文化的关注。布迪厄、鲍德里亚、贝尔以及霍尔等许多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们坚信，只有坚持以文化为社会学的主要关注形式，才能推进关于社会的研究。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不再是各种社会形式和过程的考察怎样才能启迪文化的和美学的活动，而是我们用于理解和阐释艺术作品和美学效应的种种批判性与哲学性技术手段，如何才能对研究社会生活有所帮助，进而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法。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同时对阶级与阶层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迄今为止，社会学领域内各种阶级与阶层理论通常都是以经济和职业结构为主要依据的，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工业化理论和后工业化理论都带有明显的经济决定论色彩。韦伯学派的社会分层理论虽然重视生活方式、教育程度、个人威望等身份与文化因素在结构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但仍然强调阶级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而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家们则采取了不同取向，认为在建构阶级与阶层过程中，文化同样起到决定性作用。为此，他们将教育程度、生活方式、阶级惯习、消费模式和兴趣爱好等文化因素视为社会分层的独立性变量。在各种强调文化决定性作用的阶级与阶层研究中，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社会空间理论深受韦伯尤其是马克思的影响。这从他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借用中便可略见一斑。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他“做了马克思想做而未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在布迪厄那里，“资本”并不只局限于经济资本一种。它同时也包含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非经济类资本，而其中的文化资本对阶级与阶层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布迪厄指出，当今社会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因素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它同时还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品味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生活必需品的增加以及由于大量消费带来的提供产品和服务人数的剧增都大大强化了文化因素的作用。“广告商、专卖商、时装设计师、时尚顾问、装潢设计师、形象设计师、临床医生和网页设计师等都影响着一个日益扩大的消费群体的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选择。”因此，在被称之为大众文化时代和消费社会的今天，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文化品味以及消费模式等文化资本已经同经济资本一起，共同成为反映人们阶级和身份的主要标志。换句话说，如今文化资本已和经济资本一样，成为划分阶级与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分类指标之一。1.社会空间的结构——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是建立在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成熟的经济主义超越之上的：“社会空间理论的建构……必须与将作为多元空间的社会场域视为纯粹的经济场域，即将其还原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关系，并将经济范畴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各位置坐标的经济主义彻底决裂。”这一论述充分反映了布迪厄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仅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阶级，根本无视经济以外任何其他因素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经济还原论。为了克服经济主义倾向，布迪厄提议用“资本”概念取代生产手段并将此作为阶级分类的标准。而且在他那里，“资本”不再局限于经济资本，而是一个由多重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型概念，由①经济资本、②文化资本和③社会关系资本所构成。不过这三种形态的资本并非完全独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发生相互转换。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布迪厄导入了社会空间概念。他利用二维空间——将资本总量作为纵轴，而将资本结构作为横轴（经济资本较多而文化资本较少，或者文化资本较多而经济资本较少等等）——来表现资本的分配状况。在此情形下，社会空间便成为一个包含由不同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所决定的，各种位置的多元空间。而“阶级”则指社会空间内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位置差异。在此，“阶级”显然成了一个表示社会空间内各行动者相对位置之差异，反映等级秩序的概念。遵循这一思路，他利用法国国立统计经济研究所（INSEE）所规定的职业范畴，把阶级划分成“支配阶级”（或称上流阶级）、“中间阶级”和“普通阶级”三大类（图表1）。显然，在布迪厄那里“阶级”并非只是按照经济资本一个尺度衡量出来的。尽管和身份一样，财富曾经是，目前仍然是决定社会阶级的主要因素，但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后叶以来，决定阶级的因素却变得极为多元化，任何单一因素都已经无法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依据了。为了建构阶级，布迪厄首先导入了“资本总量”概念。资本总量是一个表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之总和的概念。不过，在这三种形态的资本中他尤为注重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他并且认为除了经济资本以外，作为一种职业要求的学历、社会评价以及某职业特有生活方式和品味等文化资本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经济资本有着相同的分量。社会资本尽管也对阶级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相对而言只对结构起到一种辅助性作用，并不是决定行动者社会地位的根本因素。换言之，三大阶级主要是依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总和的“资本总量”划分出来的。总之，根据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寡，“各阶级（以及同一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从不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都最为丰厚的阶级一直到两者都最为贫乏的阶级作出划分”。显然，在布迪厄那里，资本总量成了一个表示阶级垂直序列的概念。例如，占据支配阶级最上层的专业人员阶层通常“收入和学历都很高，而且出身于支配阶级（专业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家庭的比例也极高（52.9％），有能力大量享受和消费物质财富与文化财富”。而另一方面，处于中间阶级下层的办事员阶层（办公人员和营业员的总称）则“学历较低，大多出身于普通阶级和中间阶级家庭，可享受和消费的财富也十分有限”。而且这一差距在专业人员阶层与“低收入、低学历并出身于普通阶级家庭”的单纯体力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之间更为显著。不过，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的最大特色并不在阶级划分上，而是对资本总量大致相同的团体或阶层，即对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或阶层所作出的区分。在同一阶级内部，不同成员拥有的资本总量尽管也有所不同，但相比之下隐藏在其背后的资本质量，即资本结构的差异则更大，对团体和阶层形成的影响也更大。例如，资本家和小商人的职业特征要求他们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所以经济资本在其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通常远高于文化资本。而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都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的，所以文化资本在其资本总量中占据的比例反而远高于经济资本。布迪厄用“资本结构”概念表示不同种类资本的构成比例。即使行动者拥有的资本总量相同，但如果资本结构不同（拥有较多经济资本和较少文化资本，或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和较少经济资本），那么他们在社会空间内所处的位置就完全不同。总之，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资本总量中所占比例，即资本结构是反映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或阶层之差异，决定其社会位置的分类指标。根据资本总量划分出来的诸阶级，再按照资本结构，即按照不同种类的资本在资本总量中分配形式的差异，对阶级内部的团体进行进一步的划分。不论对普通人还是对“学者”而言，由资本总量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已经完全把以上这种二次差异遮掩掉了。将资本结构作为考察的对象，而且像迄今为止实际已经在做的那样，人们已不再只将存在于特定结构中的支配性资本种类——如19世纪所流行的“出身”、“财富”及“才能”等等——作为考察的唯一对象，而是将结构全体作为考察的对象，这是指在进行最为正确的区分的同时，掌握对各种不同种类资本的分配结构所具有的特殊效果进行把握的方法。显然，按照职业范畴所作的阶级分类，只有通过对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这两大指标的灵活运用方能完成。但必须指出的是，由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不是一个稳定和永恒的空间。在进行阶级划分时，我们必须同时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换句话说，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必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由于最初资本与最终资本间所形成的关系符合统计学特征，所以要想说明惯习行动，仅仅将其与决定某一特定时期内社会空间所占位置的各种特性联系起来考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某一惯习行动与出身阶层……之间的联系，……是以从家庭或培育了个人的生活条件所直接产生的教育效果”，以及“社会轨迹的效果，即社会性上升或下降体验对性向及主张所产生的作用”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即使目前某些个人或团体在特定社会空间内占据的位置完全相同，但只要其过去的社会地位不同，那么不仅其人生经历会很不相同，而且还可能因此形成不同的惯习，并对当前的惯习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布迪厄用“惯习的履历现象效果”一词来形容过去获得的惯习对行动者当前生活的影响。总之，目前属于相同阶级或阶层的行动者，完全可能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惯习。换言之，不仅同一阶级内部可能形成不同的阶层，而且同一阶层内部也可能由于经历不同形成不同的利益团体。由此可见，要准确把握某个人或团体的阶级惯习，除了必须了解其目前的状况之外，还有必要探究他们过去的经历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用动态的目光审视某一特定时期内，某个人或团体的“轨迹”，即他们究竟是处于“上升”、“维持现状”，还是处于“下降”趋势。总之，布迪厄主张必须从①“与被静态决定的地位有关的特性”以及②“与地位的生成（devenir）有关的特性”两方面来理解阶级惯习。因为只有将用静态观点得出的，表面上相同地位的结论放入更为真实的脉络，即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性生成中加以考察，才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本质性差异。反之，当个人或团体在社会“轨迹”上描绘着相同的上升或下降曲线时，我们便可以认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惯习特征。“轨迹”（trajectoire）是布迪厄专门用来表现个人或团体上升与下降趋势的概念。它具体可划分为团体轨迹和个人轨迹两类。“团体轨迹”是一个反映“轨迹的效果决定了某一团体或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即占据着相同位置的阶级或团体究竟是处于上升时期还是下降时期”的概念。为了便于分析，他用某一特定时期内，某团体成员数增减的百分比来表现团体轨迹的趋势。在《区隔》中，布迪厄将一定时期内（1962年至1968年）就业人数增长超过25％的团体界定为处于上升趋势的阶层；将虽有增长但增福小于25％的团体界定为中间状态（维持原状）；而将略有减少的团体视为处于下降趋势中的阶层。以此为依据他得出如下结论：支配阶级内部的教授、艺术家及专业人员等团体处于上升趋势，而工业资本家和商业经营者团体则处于停顿状态，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尽管中间阶级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其中手工艺匠人和营业员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小商人却处于下降的趋势。此外，普通阶级几乎没有处于上升趋势的团体。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而农业劳动者则处于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显然，团体轨迹概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弄清究竟哪些团体属于正处于发展和扩张期的新兴阶层，哪些团体属于处于停顿和收缩期的传统团体，而且还可以明确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个人轨迹则是一个专指“某一时期内占据相同位置的诸个人，由于其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