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读书报告

《文化人类学》课程论文《菊与刀》中期读书报告课程名称：文化人类学任课教师：学生姓名：______专业：学号：2014.11.2444《文化人类学》中期读书报告1《菊与刀》读书报告——在“耻感文化”下看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理论（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58）摘要对《菊与刀》一书作了出版信息、作者、写作背景、主要内容的介绍，并基于本书的核心“耻感文化”，对该书中运用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理论以及渗透在文本中的人类学思想结合书中实例进行分析，主要为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最后提出了该书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对人类学研究的启示。关键词菊与刀耻感文化文化人类学比较研究文化模式1著作介绍1.1出版信息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美）本尼迪克特（Benedict,R.）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013.7重印）1.2作者简介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本姓富尔顿，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两岁丧父，祖辈曾参加独立战争。1909年毕业于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文化人类学，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36年被任命为该校人类学系主任。1922年至1926年对北美印第安部族进行调查，为其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4年《文化模式》（PatternsofCulture）一书出版，成为文化人类学中的经典著作之一，奠定了鲁思的学术地位。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and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亲自访问欧洲，却因紧张的跋涉和过度的热忱损害了健康。1948年9月因冠状动脉血栓病逝，时年61岁。鲁思是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之一，受导师博厄斯非常深远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鲁思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日语：文化の諸様式）》与《菊与刀》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文化人类学》中期读书报告2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1.3写作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标志着战事即将走入尾声，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须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的政策很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而日本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不属于传统西方文化范畴的国家，一系列对日政策的问题随之而来，突出表现为两大问题需要进行研究：第一，盟军是否能够不进攻日本而使日本投降？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1943年6月28日，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海外情报局的聘请，担任文化研究基础分析的负责人，研究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性，运用“文化人格同型论”分析各国文化模式，撰写专题报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重点迅速转向日本，战时情报局设立了日本科，本尼迪克特也集中精力研究日本。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研究日本的任务，利用文字图像资料，并对在美的日本人进行调查，并于1945年5月开始撰写关于日本天皇的备忘录和关于日本文化的报告。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即《菊与刀》。1.4内容简介全书总共分为十三章。书名中的“菊”与“刀”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在第一章阐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第二章提出战时日本人的种种行为与令人费解的现象，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第三章）及有关习俗（第5—6、第7、第8、第9、第10、第11各章分论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修养）（而这其中又穿插了第四章所论述的明治维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在第十二章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此概念在第十章中正式提出），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比较是全书的核心，而此种比较也渗透在各章节对于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修养、儿童教育，以及战后日本人的态度的论述中。2耻感文化剖析中的方法理论2.1比较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性与文化的学问”，而人类学对于自我以及人类本身整体观的认识，都透过对他者的文化与人性的理解而加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他者”，《文化人类学》中期读书报告3并以此来反思“自我”的学科。而针对这二者，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则是“主位和客位”的研究方法。主位研究从调查者角度出发，而客位研究从被调查者出发。此书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而渗透其中的，则是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是人类学家在对从世界上不同民族获得的经验材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验证理论假设，发现人类行为的共性与差异，以实现理论概括或发现某种通则的研究方法。”本尼迪克特作为一个美国人，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而所要研究的对象又是一个对于西方来说十分神秘的民族，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之中，从而进行一系列跨文化比较。首先，本尼迪克特运用了大量两元文化比较法，即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比较。这是“他者”与“自我”的比较。在谈及日本人许多令美国人费解的行为之时，著者以美国人的另一种性质的行为来进行类比，从而力求使美国读者能够理解，例如在论述日本人对“义理”的无条件承受时，著者以西方的金钱交易进行比较，来说明“义理”对于日本人来说如债务一般，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书中也多次提到日美两国的人们对于同一现象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并进行比较，例如一些日本小说、电影故事中的主人公，常常陷入多种义务的矛盾中，竭尽全力去完成某一项义务而无法顾及其它，在最后只能以死明志，对义务进行清算。日本人认为这是坚忍意志的表现，而西方人则会觉得放弃生命是对命运的屈服。而日本人和美国人看完电影后肯定的积极意义也不相同：日本人赞美为了义务而牺牲个人、力求和谐，而美国人则认为冲破阻碍去追求幸福的人才是强者。进一步深入，种种行为层面的对比，在其背后都是日本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的对比：美国受西欧宗教传统的影响，主张人性本恶，道德标准是人内在的基本恒定的评判体系，人们犯下过错时，是会依靠内省来进行忏悔，从而改过自新。“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也正是“性本恶”的观念，让美国人认为既然人人都有“原罪”，那么人人皆平等，自然也就没有等级观念，逐渐形成个体独立感极强的社会。而日本没有这种“原罪意识”的神学，日本人良心的根源是同社会中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其文化的根源来自于内部关系紧密的家庭。日本人生活在他人、社会集体成员的“期望”之中，做任何事都须谨小慎微，这是一种外部强制力，是日本“耻感文化”的依托。正是“知耻”的观念支配着日本人的各式各样的行为，甚至是那些前后矛盾而令人不解的行为。其次，书中也用到多元文化比较法，即将日本与同属于亚洲的中国、印度、缅甸、暹罗等国家，以及德国、法国等等进行比较。这是“他者”之间的比较。日本吸收中国的儒家思想却完全抛弃了其核心“仁”，而是建立起一套严格遵从等级制、德行标准会随外部条件而随时变化的道德体系；日本的禅宗完全抹杀作为印度瑜伽派基础的各种观点，酷爱“精微有限”，自我修养以达“圆熟”境界；德国的父亲有权利强制孩子服从其权威，而在日本，孩子对父亲的孝、服从，则完全是依凭一种“负恩”的观念，是一种家庭中的等级制；等等。2.2文化模式理论《文化人类学》中期读书报告4本尼迪克特在其主要理论著作《文化模式》中，对于三个部落的原始文化做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并广泛运用其他原始文化的研究成果，提出“文化模式”的理论。其要素有三：（1）人是“社会的产物”，习俗塑造了人。（2）“文化的整合”：个人行为的选择有多种甚至无穷，而一种文化具有一贯的模式，使身在其中的个体的行为趋于同化。（3）文化相对主义：一种文化确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但文化模式不是固有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因此，书名的副标题用了patterns这一复数形式，以表达这一观点。这是著者的“文化人格同型论”。著者对于“习俗”的重视展现了人类学可以运用一些新型材料和方法。一直以来，习俗都是我们自己思想的素材，因此存在于意识关注的领域之外。然而，正是习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事情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人格，而人格这一概念又与狭义的文化相一致，因而研究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习俗对于整项研究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著者对于日本习俗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查访谈，对被俘日军和在美的美籍日本人（包括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进行大量的访谈，探讨他们看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对同一部电影进行讨论；二是文献法，将所有有关日本的文字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以人类学家所受过的特有的训练，去挖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文化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或许从这些细节出发，进而掌握整个文化的脉络，才能够对一个民族作出最全面而到位的分析。书中的“细节”无处不在：日本人喜欢“泡热水澡”、将“睡眠”作为一种乐趣，那是在“人情”的世界中，能够带给日本人慰藉的消遣；日本人教儿童学会“便溺”、让孩子断奶，以及儿童教育中的种种方面，都让人不禁感叹著者观察、研究的细致入微。而注重上述方面，是因著者确信，“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本尼迪克特所注重的是从整体上研究某一种文化的特性。正如开篇中所说，此书“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这就表明了，此书是基于宏观的、整体的层面，而非关注某个局部的文化现象。事实上，著者对以前的人类学家将文化肢解为一块块独立的部分分别去研究，是抱有极大的不认同的。热衷于追求细枝末节只会破坏文化的整体性，形成一种对社会、经济、政治的漫谈而没有多大的意义。要首先认识到文化模式的一贯性（而不是不变性、单一性），通过细节探索这样一种文化的内涵，再将其中的各文化特质在这样的文化模式的前提下有机联系起来，才能够展现日本风俗的完整画卷。而“耻感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模式，在耻感文化以及等级制的价值体系中，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等等文化特质都联系了起来而不是碎片化的文化现象。日本人的上述种种“世界”，其根源都是日本的耻感文化。而本尼迪克特还创造性地将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到文化人类学中来，建立了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联。狭义定义的文化是存在于一个民族大多数人心中的共有思想观念，而心理学上的人格则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所形成的与社会中大多数人共有的那一部分心智，这样的论述为“文化人格同型论”提供了基本概念上的支持。著者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假定个人人格取向的形成主要受童年经验的影响，因而花费大量精力投入在日本人对儿童的教育的研究中。日本儿童在幼年期可以“不知耻”，可以不顾社会的期望而只凭自己的《文化人类学》中期读书报告5兴趣来行事，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但在这其中，父母在规范孩子的行为时，会以“嘲笑”的方式，这为日本儿童长大成人以后的“知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当儿童到八、九岁以后，就渐渐地要开始脱离幼年期的无所顾虑的状态，男孩要一点点地学会承担义务，女孩不能再与男孩来往，而只能“自重再自重”。原先的“嘲笑”逐渐变为真正的排斥、打击。日本人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