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供给侧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制度重构

中国供给侧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制度重构关于作者一遵：均衡博弈（北京）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柯挺：宏观战略学者晓峰：券商资深研究员王昭：均衡博弈（北京）研究院院长赵建：平安银行战略部宏观研究中心负责人序言中国经济的增长迈入了泥潭，供给侧的改革登上了舞台。此次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不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从内部发展阶段来看，传统的四大增长动力逐渐消退：三十年改革所能提供的制度动力进入了深水区；成本优势被国内要素价格的快速升高而冲抵；全球化的红利随着危机后全球需求的萎靡也到了尽头；低成本学习模仿、技术进步的优势随着“低垂果实”的摘尽，后发劣势开始显现。从外部发展环境来看，全球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结构性的调整阶段：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无非是用泡沫拯救了泡沫，以债务置换了债务。危机七年，真实的增长、产出率的提升却从未回归。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货币的泛滥中再次陷入危机，从投资过热到通胀高企，从泡沫破裂到货币贬值，从商品大跌到产能过剩，从热钱流出到债台高筑。七年间，新兴经济体完成了一轮从膨胀到衰退的“剪羊毛”周期，全球商品的价格依然在历史底部，新兴国家的危机还在持续深化。“四万亿”刺激后的中国，过剩的产能远远还未出清，错配资源的“僵尸”企业依然还未倒下；而全社会的债务膨胀已经造成了流动性的陷阱，除了家庭部门以外，从地方政府到金融机构再到实体企业，三张资产负债表全部陷入了债里，泡在了水里；低效部门的杠杆依然在持续增加；地产的价格顶在了历史的高位；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泡沫依然没有解除；物价已经走到了通缩的边缘，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深跌了43个月，仍然没有看到真正的底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收入还好，就业还好。中国的发展，进入了系统性的结构调整时间。这一次的困局，不仅仅是发轫于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一次大历史的折点。以中国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09年往前上溯：上溯十年，从99年开始，这是中国全面分享全球红利、快速融入全球体系的关键十年。到今天，全球红利的十年面临结束。上溯二十年，从89年至今，这是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以双轨制改革推动市场体系发育、形成市场分工效率，依靠统一市场机制获取规模红利的二十年。到今天，二十年市场化进程带来的发展动力基本释放完毕。上溯三十年，从79年开始，这是中国制度再造的里程碑、改革开放的起始点，解放了体制枷锁，激发了要素动力，唤醒了沉睡的效率。这三十年中国所有的发展要素被充分激活和调动，形成了持续投入的规模、不断加速的增长。到今天，三十年传统要素的供给与投入也已经达到了极限。上溯一甲子，从49年开始，这是新的中国统一和建制的时间。从那一刻起，中国结束了内战、分割、涣散的局面，重新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制度，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基本政治格局沿用至今。强大的集体组织和动员能力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和投入能力。但与此相对，“无限责任政府”的政治倾向不但降低了国家的整体运行效率，同样也滞后了社会治理的自我发育，抬高了社会运行的整体成本。上溯九十年，从19年开始，中国人第一次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最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民族自省，这是中华民族最激烈的现代性改造。民主和科学，成为这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之后的一场痛苦觉醒。时至今日，九十年过去，我们依然在完成民族性现代化改造的路上，对于科学进步的追求，对于民主共享的实现，也是当下突破发展困局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上溯三甲子，从1840年始，“中央大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大门，自此中国以一个悲剧的角色登上了国际舞台。回望数百年历史，我们错失了航海时代，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我们远离了国际舞台，我们延缓了市场经济，我们滞后了全球分工，至今我们还在追赶的路上——拓展海洋战略、中国制造2025、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市场配置、加快自主创新，这些当下最热门的名词都是对过去三甲子落后时光的回望。当下，这是一个大历史的折点，这是在一场全球危机中的博弈。这是中国不可权宜的再一次制度重构。供给侧改革，站在历史折点，与危机赛跑的制度创新序幕！1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危险折点中国经济大周期折点——传统动力衰竭，中等收入陷阱回溯改革三十年，四大动力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1）改革红利形成的制度激励，（2）要素红利形成的成本优势，（3）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4）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但是，任何动力都无法避免边际减弱甚至消失的周期约束；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经济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同样，中国渐进式二元制改革所提供的效率动力也逐步衰弱，在经济分工和发展模式上也难以持续。（1）国内的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巴萨效应逐步显现；（2）后发优势急剧减弱，学习与模仿的红利日益缩小；（3）08年危机之后，全球需求收敛，出口动力进一步塌缩；（4）过量刺激政策造成货币超发、杠杆过度、产能过剩、金融泡沫高企。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大动力都在衰竭，中国经济越来越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目前，除了要尽快解决（1）出清产能与“僵尸”、（2）消减杠杆与债务、（3）降低系统成本、（4）提高产出效率，构建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模式，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议题。只有再一次的制度重构和路径再造，才能打破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路径依赖和转型困局。1.1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1.1制度改革红利计划向市场的切换，发挥市场在动员社会资源中的交易成本优势，激发了主体动力，提升了全社会的效率，最终产生了系统性的制度红利。北京—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在建国三十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中国走上了梯次推进、增量转轨直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贯穿三十年历程的，是资源配置由国家集中组织在边际上不断向各类微观、中观主体渐进式让渡。放权让利，在大幅激发生产性努力的过程中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降低了社会整体交易成本；梯次推进，逐步增加市场交易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利用时空转换实现了经济制度的平稳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彻底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与之配套的法律规章、交易网络、信用体系等市场基础设施的构建与不断完善，为全民参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体系，系统性的制度红利就此迸发。1.1.2要素成本优势供给充裕且成本极低的劳动力、倾向性的土地使用，由此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资本，加上较为丰富的资源存量和完整的工业门类体系，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人口的总量庞大与结构年轻优势、以农业为主的就业结构（1978年70.5%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加上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中国在改革前半程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十分低廉。1978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仅343.4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据日本企业家石井次郎统计，1988年华南地区农民工工资仅为170元。在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竞争中，低廉的工业用地价格成为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尤其是改革初期，甚至是零地价和负地价。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我国工业用地价格平均为492元/平米，同期商业用地平均2062元/平米，前者仅为后者的1/4。充裕的劳动力供应、超低的用地价格，对资本形成很强的吸引力，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纷纷出现。同时，在从非货币经济（计划经济）向货币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和资本之间存在“导管效应”，即通过货币积累（高储蓄）完成资本积累。截止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和地价低廉优势的加工贸易、以国内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一般贸易持续保持快速增长。1.1.3全球化开放红利加入WTO、迅速扩大市场边界，将国内的低成本要素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将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引爆了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生效，中国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启动于1978年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还在持续提升的低成本要素优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迅速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出口快速增长，大进大出，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多种产品的市占率显著提升，经济总量攀升至全球第二位。1.1.4后发学习模仿优势基于低成本的模仿与学习的后发优势，快速推动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支撑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市场换技术和松弛的知识产权保护约束，降低了基础研究和技术试错成本，激发微观主体内生的“干中学”能量，充分发挥了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后发学习优势和技术溢出效应。在对外招商引资过程中，通过让渡国内市场换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节约了基础理论研究的物质和时间成本，以及知识和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试错成本，能够通过模仿和学习较快的进行模仿式“山寨”作业，并在国内建立起进口替代型产业。并且，松弛的知识产权保护约束，使微观个体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取初创国以较高的成本获取的发现和发明，并内生化为高技术溢出的“干中学”模型，结合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构建起极其陡峭的社会学习和模仿曲线，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1.2中国经济传统动力下降的客观原因1.2.1外需市场进入长周期萎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杠杆消费模式被打破，全球需求陷入萎缩。同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国家产生产出挤出，进一步加重了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首先，长期以来新兴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单向传递链条，存在严重的非闭环缺陷。为维持这一链条，发达国家必须采取加杠杆透支消费的模式，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美国资本顺差远远小于经常项目逆差，中国等新兴国家双顺差。然后，2007年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这种全球性失衡的自我修正，导致借贷消费模式难以维系，全球需求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自加入WTO以来所形成的以基本工业品为核心的外需拉动动力也逐渐衰竭。最后，自08年以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启动再工业化进程，全球生产分工与产业转移基本进入停顿的阶段，而由于区域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新需求的扩张与新市场的崛起也遥遥无期。1.2.2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本系统性上升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的超级地租，构成了居高不下的成本中枢；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导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贵，都在不断加重要素成本负担。首先，由计划生育人为压低的人口抚养比，在新的人口周期面前遭到惩罚式反弹，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将会断层式下降。而当前开放的二孩政策，不仅在生育意愿下降的情况下效果不佳，而且在短期内会进一步加重人口抚养比负担。其次，水、土壤、空气等污染不断加重，不仅环保没有了进一步放松的空间，而且还会因治污成本回补过去的资源红利。第三，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扭曲了财富分配结构，形成了难以承受且无法内化在需求中的超级地租。第四，而存在所有制歧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更倾向于将资金低成本的借给国有企业，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的问题，在现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下行周期内仍然无法解决。过去土地、劳动力、资源、资金等低要素成本优势不仅消失，而且存在红利恶化为负债带来的成本上升。1.2.3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显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基本消失，“低垂的果实”基本摘光，已经无法再继续搭乘新技术周期的便车，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模仿，中国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新兴技术前沿，可供低成本学习和模仿的技术和知识已经寥寥无几。社会学习曲线已经老化，在既定的学习和模仿空间内，已经无法再带来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而且，由于长期享用模仿和学习带来的后发优势，导致基础理论和研究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及创新能力不够强，短时间内无法引领新技术周期，后发优势很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无法再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2.4过高的债务和杠杆催生了泡沫债务泡沫提高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压缩了扩大再生产空间，降低了资本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