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朱美慧

1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朱美慧1.引言语言迁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课题（Ellis，2000：299），这个问题贯穿在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40年历史中，历经起落，争议不断。从历史背景来看，语言迁移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如果从其兴衰历程看，随着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理论模式的转换和发展，语言迁移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兴盛期，语言迁移研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框架下以对比分析假说为主导，在二语习得理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阶段为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衰落期，受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的影响和中介语理论提出的影响,行为主义语言观受到大力抨击，对比分析假设和语言迁移理论遭到抛弃，迁移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被贬低，甚至遭到否定。第三阶段始于80年代初并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阶段，随着二语习得研究两大对立阵营——认知派和社会派的逐渐形成和发展，语言迁移研究得到全面拓展，从最初只针对语言本体的研究扩展到对语言学习者的研究，从认知心理、语言、社会文化、神经生理等各个角度重新认识迁移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语言迁移研究因此再度崛起。如果从其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来看，语言迁移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Jarvis&Pavlenko，2008）：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晚期到约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在这一阶段，语言迁移被视为影响其它过程如二语习得的因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何确定迁移发生、迁移的范围以及如何量化迁移的影响。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至今。在这一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主题仍在继续，但增加了许多新的研究内容，如探讨迁移产生的原因，制约迁移的因素，迁移影响的方向性问题等等。目前很可能正在进行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变。第三阶段的重要特点是，研究者开始更感兴趣于构建语言迁移的理论模型和理论框架的建设，并采用实证研究来检验模型和设想。第四阶段的研究处萌芽阶段，2这个阶段的新的研究动向是试图从神经生理学角度研究语言迁移如何在大脑，尤其是在那些知晓并使用两种及两种以上语言的人的大脑中发生，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这四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并不清晰，且相互重叠，因为许多研究主题和内容会持续到下一阶段，而不是嘎然而止。大量的语言迁移研究加深了人们对迁移现象的认识，但围绕迁移研究至今依然存在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Odlin（2003)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众多，但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而且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语言迁移理论。但不可否认，作为一个重要语言现象，语言迁移是大多数二语习得理论都无法回避去解释的现象，语言迁移研究还将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加深其研究深度。到目前为止，有关语言迁移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不少，其中影响力较大的综述成果主要包括1989年Odlin的专著Languagetransfer:Cross-linguisticinfluenceinlanguagelearning，及2003年他的文章“Cross-linguisticinfluence”。Jarvis&Pavlenko2008年最新专著Crosslinguisticinfluenceinlanguageandcognition是继Odlin(1989)之后又一有关语言迁移的专著力作。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综述都主要从认知的视角出发来审视与总结语言迁移研究，因此并不全面。2.语言迁移研究的主要争议焦点2.1术语和定义之争到目前为止,描述语言迁移现象的术语仍五花八门，研究者甚至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总的称呼（coverterm），其定义更是因研究者出发点和视角的不同而莫衷一是。2.1.1指示“语言迁移”现象的术语问题研究者们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示各种语言迁移现象，因此造成一定的混淆性。根据Dechert&Raupack(1989)对Gass&Selinker的Languagetransferinlanguagelearning（1983）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对语言迁移现象至少有17种说法，较常见的有“languagetransfer”，“crosslinguisticinfluence”，“linguisticinferference”，“theroleofthemothertongue”，“nativelanguageinfluence”，“language3mixing”，“avoidance”，“borrowing”等等。其中最通用的术语为“languagetransfer”和“crosslinguisticinfluence”。但即便是对这两个术语，许多研究者也对其恰当性持有疑议。Odlin(2003)指出“transfer”一词不能体现“回避”、“矫枉过正”、“简化”等迁移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如Cook,2000,2002,2003；Dechert，2006等）认为“transfer”一词因暗含“某人把某物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地方”的意思而容易让人对迁移的本质产生误解。Cook（2000，2002）认为使用“transfer”一词就等于预设在二语使用者的大脑中一语系统和二语系统是各自分离的部分，某个内容会从一语系统这一部分迁移到二语那一部分，但实际上一语系统和二语系统很可能并不是完全分离的物体，而是一个逐渐融合的或重叠的系统，迁移应该是一个单一心理系统内发生的关系。“语际迁移”或“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influence）这一术语是Kellerman&Sharwood-Smith于1986提出的，用来指代一个人所拥有的一种语言的知识对学习和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影响，此后这个术语得到广泛运用。但一些学者(如Cook,2002)对该术语也不满意，因为该词虽然从强调迁移过程转变成强调影响，但仍暗含一语和二语在大脑中相互分离的状态。Cook认为一个语言对另一语言的影响很可能是多语言能力（multi-competence）融合的结果，而不是两种或多种完全分离的语言能力存在的结果。另外有些研究者(如Hall,Cheng&Carlson,2006)还提出更激进的观点。他们不同意多语言能力的观点，认为语言是语言资源的动态综合，其形式和意义由个体内部认知制约和外部语言使用的不断作用而形成，因而建议取消“languagetransfer”，“crosslinguisticinfluence”这类术语。从目前实际使用情况看，由于至今没有出现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术语，语言迁移研究中使用最频繁的仍然是“Languagetransfer”与“cross-linguisticinfluence”，这两个术语经常互换使用，用来指示语言迁移现象。2.1.2定义问题不论研究者用何术语，都要面对如何定义“语言迁移”的问题。至今为止，语言迁移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认知观、语言观来观察这个语言现象，因此定义也各不相同。4从迁移的性质来看，有的研究者认为迁移是一种交际策略，如Corder（1978)把迁移看成是借用（borrowing），强调借用只是一种语言行为现象，而不是一个学习过程或语言结构特点。而有的研究者则坚持迁移是一种学习策略，如Faerch&Kasper（1986）认为语言迁移是一种语言心理过程，在此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激发其母语知识去发展或使用中介语。从迁移的作用来看，有的研究者认为迁移是一种无助于习得的生产性策略（productionstrategy）（Krashen,1983)），有的则认为迁移会导致中介语形式的形成（Gass&Selinker,1983）。有的研究者把迁移看作是对母语知识的利用（Krashen,1983)），有的看作是对先前语言知识的利用（Gass&Selinker,1983），还有的则认为是对学习者先前习得的所有资源包括知识、技能、能力的利用（Genesee,Geva,Dressler,&Kamil,2006）。有的研究者把迁移的定义限制于母语对二语的影响，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迁移的影响包括学习者已知的所有语言对目标语的影响（如Sharwood-Smith,1994)。最经常被引用的定义是Odlin提出的定义，即“迁移是目标语和其它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1989:27)。Odlin采用的是认知的观点，强调语言迁移是一种“语际影响”，但其定义仍然比较模糊，因为该定义并没有说明“影响”由什么组成，“影响”产生的原因，“影响”是如何起作用等等，因此Odlin本人也只是把这个定义称为工作定义（workingdefinition）。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要给迁移下一个统一的完整明确的定义十分困难，而一个研究领域若是连研究对象的定义都未能统一的话势必会影响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也有研究者比较乐观，认为其实定义不统一并不妨碍人们对迁移进行研究，甚至各种不同的理解的存在还有利于加深对迁移现象的研究。2.2L1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一语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是语言迁移研究中存在的最大的争议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本文分别从行为主义学派、认知派、社会派三个学派的观点出发，5比较这三个派别对一语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2.2.1L1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是否起作用这个问题目前已几乎没有异议。“现在很少有语言学家会质疑语言迁移的重要性”（Ringbom2007:33），绝大部分理论和研究都支持或证明母语在二语习得中会发生作用，只是作用大小问题、正负面影响问题。但在语言迁移研究历史上，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较大争议，并一度导致语言迁移研究走向衰落。行为主义学派高度强调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社会文化派也肯定母语的作用。但认知派的观点则有分歧。认知派内部有先天论（包括特殊先天论和一般先天论）和后天论之分(文秋芳，2008)。“特殊先天论”者认为二语学习主要受普遍语法的制约，语言习得主要取决于人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装置；“一般先天论”者认为语言学习与其他认知技能学习一样，是由人与生俱来的一般学习能力与认识能力决定；而“后天论”则认为语言学习基于后天接触的范例，决定语言学习成功的因素是范例的频次与质量。一般先天论者和后天论者或多或少都承认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而持特殊先天论者则对母语作用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特殊先天论观点压倒了行为主义理论的观点，以创造性建构理论（CreativeConstruction）为代表，它强调中介语的发展就像母语习得的发展一样是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目标语的习得不受母语的影响，因此母语的作用和语言迁移的存在遭到否定（Dulay&Burt,1974;Dulay,Burt&Krashen1982）。Dulay&Burt（1974）研究了55个母语为汉语和60个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年龄在6-8岁的儿童学习英语的情况，发现他们对11个语素的习得顺序与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儿童习得顺序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Dulay&Burt得出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一样是一个创造性的建构过程的结论，即L1=L2假设，后来这种观点被称为“最低影响度立场”（MinimalistPosition）。Dulay&Burt的观点当时在心智主义学派中立刻引起强烈反响。Krashen就是重要的赞成者之一。他的监控理论的基石就是“最低影响度立场”。监控理论主张所有习得都是由普遍内部过程所指导，因此L1的影响是最小的、最低限度的。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就遭到质疑，人们发现Dulay&Burt的研究不仅证据不足，而且是用横向的实验结果得出了纵向的推论，轻率否定母语迁移的作用（Ellis,62000：315）。于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很多心智主义学者改变了极端的立场，开始致力于探索普遍语法与母语迁移关系的实证研究。除了持“无迁移假说”的研究坚持UG构成中介语的初始状态，L1特征不会迁移到在中介语中以外，其它以“普遍语法约束二语习得过程”为前提所进行的研究都认为L1的全部或部分构成了L2学习的初始状态，从而肯定了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