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960年中苏关系与我国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

1949年——1960年中苏关系与我国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徐琳内容提要：1949年——1960年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了破裂，我国的外交战略从“一边倒”逐渐过渡到了“两个拳头打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演变，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应付复杂多边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关键词：中苏关系外交战略历史演变外交战略是指一国基于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综合认识，对外交做出的总的谋划。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活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外交战略虽然具有较长的稳定性，但决不是一层不变的，它需要随局势的发展而调整和改变，但总离不开一条原则，即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坚持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1949年——1960年，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次大振荡——由结盟关系演变为盟友关系的破裂；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我国外交战略出现了一次大转型——从“一边倒”逐渐过渡到了“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人”。研究这段历史，学习我党领导人对国际事物的深邃洞察力和运用各种谋略处理国家间问题的技巧，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具有重要的启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苏联，就许多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与斯大林等领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在此期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和中国保证共同参加所有巩固和平的国际活动，对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遵照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全力扩大经济和文化联系，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与此同时，双方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等协定。双方很快地进入了愉快的结盟蜜月时期。中共领导人选择了“一边倒”的战略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历史的惯性作用。“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几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i]中国现代革命经验使我党自觉地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对外政策当然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人——苏联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从这点来看，“一边倒”战略的选择是包含着我们党主动性因素。其次是现实的状况在起作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面临着国内急需发展生产建设的重任，自身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缺乏经验，而此时的美国奉行反共政策，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世界的冷战格局业已形成，两大阵营对立，不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中国只能选择倒向苏联这一边。从这一点来看，“一边倒”同时包含着我们党求发展迫不得已的无奈。最后是毛泽东个人的原因：一方面毛泽东很可能认为采取亲苏政策以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可取的；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几乎肯定地没有摆脱传统的观点，即苏联及其共产主义代表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和领导力量。[ii]从这一点来看，“一边倒”的战略的选择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主观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蜜月期的中苏关系，不仅仅含有国家间的关系，而且也包含了两党之间的关系，两者可以视为合一的。“一边倒”的战略使中苏关系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一种老师与学生、老大哥与小兄弟的关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自觉地维护苏联的中心作用，号召学习苏联的经验，主动把中国几乎一切重大事项都事先告诉苏联，让他们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情况，对内事务几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对外事务较为尊重苏联意见，即使一些与苏联毫无关系的仅与第三国有关的事务也主动征求苏联的同意。“一边倒”，建立和巩固了中国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打消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幻想，并在艰苦的条件下，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初步站稳了脚跟，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援助对新中国的成长和壮大过程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甜蜜的结盟关系并不牢固，具体的体现有：一是结盟之初，中国被迫承认了当时的一些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例如,外蒙的独立，苏联在我国东北和新疆所获得的特权。二是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贷款的不能够满足我国的需求，只答应给中国五年内贷给三亿美元的有息贷款。这甚至比一年以前波兰得自苏联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1950年2月28日卢布宣布贬值，又进一步使贷款贬值了1/4。[iii]三是朝鲜战争带来了中苏矛盾，虽然中国和苏联是盟国，但是最终却是中国单独担负打美国和援助朝鲜的费用，这是不合理的，“我们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iv]“一边倒”的战略，这种不是以平等作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所建立的中苏结盟关系，必然会损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旦条件条件成熟，国家的利益和平等的要求被唤醒并且有了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中苏关系从“甜蜜”走向“破裂”不可避免。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历程，是两个国家由一个不平等的国家关系走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关系必须要经历的振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中所论及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不能作为中苏关系演变的根本原因，它们的出现只是决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速度、方式以及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历史的不同。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可以看作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两国结盟关系出现了裂痕。这种裂痕来自中苏领导人心理的认同感。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无人能取代，上台的赫鲁晓夫在各个方面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从革命风雨中滚打出来的毛泽东无法认同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当认同感不断下降时，小兄弟自然会走上一条谋求与老大哥同等地位甚至超越老大哥的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个比以往较为理性的角度去审视苏联经验给中国带来的一切，包括积极方面的和消极方面的，开始强调本国特色，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中共从大局出发，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苏共领导的错误进行了善意的规劝和批评。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篇文章，精辟地分析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全面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委婉地批判了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对于善意的批评，赫鲁晓夫非但不肯接受，却相反地认为“中共是要和他对着干，毛泽东要同他唱对台戏。”苏共关系看得见的裂痕最先由两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暴露出来。但是总的来看，这个时候苏共关系还是比较好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夕，赫鲁晓夫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据此，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秘密签订了《国防新技术的协定》。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大会上，热情洋溢地赞颂了苏联在四十年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中苏缔结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神圣的国际义务。”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形势问题和团结问题，“目前的形势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美帝国主义没有倒，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有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持乐观态度。1958年，共建长波电台、潜艇舰队事件使得两国的分歧越来越大。很多学者把上述事件定性为“损害了中国主权”，固然不错，但是没有说明它与“坚决地一边倒也是对主权的损害”的区别。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殖民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远远地超过了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程度。中国的独立是建立在一个多世纪的浴血斗争基础之上，中国的领导人格外珍视“独立自主”和国家的领土问题。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说过“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v]在这里，“独立自主”与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权原则”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只是突出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强烈意愿。后者则是指一个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是指一个国家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内政外交。“一边倒”的战略并不是苏联强加于中国的，虽然中国对此选择带有几分无奈，但毕竟是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这就符合“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这种选择下，苏联会很自然地介入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对于干涉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视为苏联的干涉是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而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事件，由于苏联抓住中国海军要求苏联方面提供援助的机会，欲以承担电台建设的大部分费用而取得在中国领土上建成后的电台的共同所有权；以“对中苏都是同样有利的，因为两国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作为依据，建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使用中国港口，以便苏联潜艇加油并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显示了苏联领导人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和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出于非自愿的强加和控制，极大地刺激了中共领导人敏感的神经。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就说道“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7月31日，赫鲁晓夫应邀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苏联表示了同意由中国自己建设长波电台，苏联可以以贷款的形式帮助建设，所有权归属中国。第二年双方就此签订了有关协定和合同。至于建立潜艇舰队一事被说成了误会。虽然苏联领导人没有坚持他们原来的建议，但是围绕着这两件事而发生的争执，不可避免地给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苏联对于中共领导人心理底线的试探，造成了双方巨大的隔膜，中苏关系正在走向冬天。苏联在对华关系中所推行的大国主义更是让如履薄冰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赫鲁晓夫极力宣扬“美苏合作”，热衷于追求“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通过打中国这张牌，取悦于美国，改善苏美两国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美国在台湾海峡公开挑衅，大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从1958年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粉碎了美国的阴谋。苏联担心此事会破坏他们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更害怕会引发苏美冲突。虽然在两国领导人的内部会谈中，苏联方面表示了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政策上的不满，指责中国不该炮轰金门、马祖，认为在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苏联宣布支持大陆方面的情况下会造成大战前夕的气氛。赫鲁晓夫劝说中共做出牺牲和让步，避免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要求中共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同意台湾的暂时独立。虽然台湾问题制造了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但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9月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以及苏联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还是在表面上还是对中国表示了支持——“谁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就是进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发给美国的一个严重警告。而到了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苏联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虽然中国曾几次向苏联说明冲突真相以及中方力求避免冲突的方针，但已决定访问美国的赫鲁晓夫为了献媚艾森豪威尔，在9月9日发表了塔斯社声明。苏联公开采取了中立的立场，“这件事件令人遗憾”，但苏联领导人相信，“两国政府会本着中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来解决所产生的误会。这也将有助于加强争取和平国际合作的力量。”随后在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归国途中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在国庆宴会上警告中国不要与印度发生冲突，“尽管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但决不能通过武力来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vi]在双方的会谈中，苏联方面指责中国小题大做，并且毫无根据地认为中印冲突是由中国方面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把苏联拖进出，造成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