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谈抗癌

癌症患者谈抗癌------献给患癌的朋友高文彬1976年当我55岁时，被确诊患晚期肺癌，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3个年头了。很多同志希望我谈一谈和癌症作斗争的经验。经验谈不上，我只能把自己和癌症斗争的经历与体会说一说。如果这对于癌症病友们能够有一些借鉴作用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愉快。患了癌症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转化为有幸。说不幸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谈癌色变呢？因为它是“绝症”，特别是晚期癌症，更难挽救。所以说是不幸的。但是我得了晚期肺癌之后，却能够幸存下来，至今已经10多年了。这岂不是转化为有幸了吗?！我是怎样把不幸变为有幸的呢?主要是因为当我得了癌症之后，在接受西医，中医和气功治疗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癌症是一种在某种诱因的作用下，人的机体失去平衡，体内自身细胞的变异而产生的疾病。癌症产生的病程比较长，治疗的过程也比较长。治癌固然需要好医好药，但良好的精神状态更为重要。凡是得了癌症的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事实上你已经处在和癌症作斗争的第一线，每日。每时，每刻都在和癌症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所以，精神状态就成为特殊重要的因素，“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西医、中医，气功等多方面的治疗，以及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思想情绪，都需要患者自己统筹，调整，决策。在这个意义上，癌症病人就具有双重职责：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我在这10余年来与癌症作斗争的过程中，就是本着这个精神，经常和许多患不同类型癌症的病友们接触、联系，交流、互相参谋、激励、借鉴，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这些能够幸存下来的癌症病人，不但能为他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而且我们本身，就是抗癌战线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成员。因为我们多年来与癌症进行拼搏的经验，可以为抗癌斗争提供一些可靠的线索以及有价值的根据。这岂不幸哉！由于环境污染的严重，癌症也日益猖獗起来。有些地区，癌症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有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恶性肿瘤的防治列为重点科研项目。我国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医学科学工作者，投入了肿瘤的防治和控制的研究工作。但现在对癌症的病因还不十分清楚，还很难做到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据一些大城市对癌症的统计，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不过百分之几，而晚期病例却高达百分之七八十，死亡率很高，人们因此往往谈癌色变。据专家推测，人类揭开癌细胞本质的奥秘，找到治癌的特效办法，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所以，面对现实，我和许多“战友们”所走过的道路，也许可以成为现阶段防癌，治癌的有效途径之一，甚或可以成为突破性的试点，至少可以作为开阔视野的参考。下面，我就谈谈自己患癌、抗癌的经历和体会。一、我的抗癌经历（一）不明真相疑虑重重我的身体本来就比较弱，在我发病的前几年，经常患感冒。一患感冒就转成肺炎，每年好几次，每年好几次，每次都要个把月才能治好。1976年的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右肋像岔气似的疼痛，就去门诊部做X光透视，发现右肺中叶不张。又拍胸片，证明确有问题。接着又到海军总医院做了气管镜，取了活组织，进行病理切片，确诊为右肺中叶腺癌。1976年8月31日，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做了开胸手术。但打开一看，纵隔淋巴、肺的淋巴结已有癌细胞广泛转移。当时医生认为，即使行全肺切除，亦难以彻底，就决定原封不动地“关上”了。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我的领导、家属和医生共同编了个假情况：“良性肿瘤，已切除右肺中叶。由于肿瘤细胞活跃，准备服中药及放疗、化疗”。大家怕我承受不了，统一了口径瞒着我。早在手术前，他们就搞过一次假的诊断报告，把腺癌写成良性肿瘤，各种手续都很完备，所以我也就确信无疑。可是从同志们的一些表情、神态和流露出来的情绪中，我逐渐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会像同志们所说的那么好。为了弄个明白，当了解我的病情的同志来看我时我就反复地向他们追问：手术进行得怎么样？切除了多少？肿瘤有多大？等等。同志们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推说还没有见到医生。特别是有一个非常关心我的战友，他同医生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的手术情况，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可是当我问起他时，他却装模作样地说：“你看这事，我还没来得及问呢，等我问问看”。这些反常现象，促使我考虑：他们都是很关心我的同志，手术以后怎么连情况都不问呢？这可能吗?我又进一步问参加手术的医生：“康主任，我手术已经好几天了，瘤子是什么性质的?确诊没有?“他先是说：“结果还没有出来”。可是过了几天，再问他时，他却说：“啊呀！我还没看呢，那是黄主任管的，问问黄主任吧！”这就更不合情理了。做手术的医生，怎么能不知道情况呢：这时，我就估计到情况不妙，肯定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是最不舒畅的了。我曾想，反正他们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决定不再询问任何人，自己想办法看病历。这样过了个把月，有一次，我有机会拿到了病历，一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晚期肺腺癌。这一下，所有一切反常现象都得到了回答，我的思想反倒坦然了。(二)面对现实泰然处之后来，在郭林新气功学习班里和病友们交流情况时，每次谈到我看到病历时，病友们总是急切地追问我：“当时你看到病历上那么写着，是怎么想的?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说实在的，在我看到病历之前，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从同志们，医生们反常的表情中，已经觉察到不是好兆头，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但得的是癌症，而且很可能比较严重。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侥幸心理和好的愿望，总希望他们说的是实情．但是，当我看过病历之后，思想上的种种矛盾状态结束了，心里踏实了。既然是晚期肺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了宽慰自己，有时也想：战争年代曾经多次遇到危险，身边多少战友牺牲了，我能够幸存下来，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和亲身参加四化建设，还不是够幸运的吗！难道没有什么身后之事要安排吗?当然有罗，不过不到时候。因为如果需要商量后事，将会造成一种紧张、低沉、悲伤的气氛，对战胜疾病不利。何况人们都瞒着我，还瞒着我的老伴。在这样时刻，绝对不能庸人自扰。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倒是特别需要珍惜这短暂的宝贵时间，要顽强地活着，要向死神挑战。恰在这时，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我想：十年动乱中，我没有被整死，现在身为晚期肺癌患者，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岂不是天大的快事！我确实为此而感到莫大的安慰。同时还想：作为唯物主义者，要面对现实，生死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也不能束手待毙，那就横下一条心认真对待就是了，争取来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收听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新闻广播，不论是文艺节目，还是各种揭批材料，我都喜欢听，听了特别开心。这简直成了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心疗”措施！另外，虽然面对厄运，也不能呆在那里熬时间，等待死神的到来。能干点什么，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在治疗过程中反应较重，如头晕、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难受得很。但治疗以外的时间还是很多的，我就利用这些时间趴在床上写点东西。在探视时间，我就和前来探视的一些同志谈谈思想，谈谈工作。有时还把有关同志请到病房来解决需要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再就是和病友们下下棋，这就是我当时所想、所做的事情。病友们听我现在讲得很轻松，也许会觉得我是在吹牛吧！不是的，我讲的这一切都是真话。当我清醒地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肺癌时，我不愿意再给亲属和关心我的同志们增加更多的思想负担，一切痛苦和困难就由我自己承担吧。亲友们既然好心地瞒着我，我也就索性装糊涂。由于我没有任何反常表现，所以亲友们也都没有察觉到我已经知道了病情。就连和我朝夕相处的医生，护土也被我蒙在鼓里。以前，我想知道病情，他们不告诉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他们说什么我就假装信什么．有些同志到医院来看我的时候，有时谈正事儿，有时东拉西扯开开玩笑。事后得知，他们在一边暗自议论：他的病已到这份儿上了，自己还不知道，还那么轻松，那么乐观，还写这个弄那个的，甚至还关心工作，做别人的思想工作。有时在议论中，有的同志竟难过得掉眼泪。连医生后来也说：我们看过那么多病人，还没有见到过病人瞒着亲属、挚友的，他甚至连医生、护土都能瞒着，这还是头一次。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怕不怕都是那么回事，又何必要怕呢。更何况干革命不是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现在面对癌症，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自从我知道病情后，在生活上、情趣上，都没有什么变化。我自己不紧张，别人也就紧张不起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三)相信医生服从治疗要和疾病作斗争。但是一个病人究竟应该怎样来斗呢?除了不怕这一条以外，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积极求医，配合治疗。在我确定作手术的时候，经亲属挚友多方面调查，了解到解放军总医院以黄孝迈主任为首的胸外科医德、医术、医风皆被患者所称颂，便决定找他们手术。因为我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所以医生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接受。在1976年9月6日，即在手术后的第六天，黄孝迈主任、康礼源副主任就决定请北京市中医医院肿瘤科郁仁存主任会诊，给我服中药。我只知道癌症厉害，至于怎么办，连一点点常识都没有，只有一切听从医生安排。1976年9月16日~11月11日做放疗，每星期5次，共8周40次，总量70戈瑞。1977年1月21日做化疗，滴注氟尿嘧啶脱氧核苷，隔日1次，每次1克，共40天，20克。在做放疗，化疗过程中，我的反应比较厉害。放疗中出现了放射性肺炎，咳嗽得很厉害，晚上不能入睡，痰是白沫。化疗时反应就更严重了，不想吃饭，一顿吃一两。不能睡觉，没有力气，头晕、头疼，下肢浮肿，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肝功也不正常了，白细胞降至3000，问题很多，服对症药物都不起作用。尽管这样，我还是相信医生，坚持服药治疗，并积极地进行配合。同癌症作斗争，这一条是不能忽视的。(四)学习气功走出新路尽管反应很厉害，我还是勉强坚持不躺下，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就在这时，挚友罗明昭同志向我介绍了郭林新气功，说是能治癌，效果很好。开头我不大相信。我对气功不仅素昧乎生，而且还有成见：认为那是歪门邪道，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能在生死关头做有损“形象“的事，治不了病，还落个受骗上当，这样的蠢事我不干。同志们还给我介绍偏方、验方，原来他们也是听来的。我拿着有的偏方去请教郁仁存主任时，郁主任说这已是十几年前的办法了，早就不用了。同志们给我介绍的办法很多；我都不急于采用，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要了解医生的行医经历和病人的实践情况。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介绍的什么新药，新疗法，凡是没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多的病例检验的，我一概不用。这并不是我不接受“新鲜事物”，而是由于癌这个病种的特殊性，决定我必须求稳、求准，求真，求实效。对气功治疗，我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我没有接触过气功，要我去贸然接受气功治疗，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由于罗明昭同志对郭林及其用以治癌的气功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她再三要我去学习，并热情地向我介绍郭林新气功的有关材料和病例。我认真看过以后，又拿这些材料请教黄孝迈主任。黄主任看过以后说：“看来这还是个出路”。这句话很有分量。它促使我考虑：我虽然不怕死，但不等于不想活；不怕死，也不能等死，而要活，就必须寻求生路。于是，我便决定去学郭林新气功，实地看看郭林新气功的“真面目”。1977年5月，罗明昭同志领我到龙潭湖公园去见郭林老师。开头，郭林老师对我不大感兴趣，说：“你们这样的人办法多，不肯下功夫，说不定练几天就不练了”。我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既然决定来了，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前面我说过，气功究竟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把气功想得很神秘。但是，到公园一看，原来就是这样摇摇晃晃，像扭秧歌，又没有扭秧歌好看，我心想，这玩艺儿能治病吗？特别是癌症那么厉害，靠这么扭来扭去，就能把癌扭好?心里不免有点嘀咕。可是了解到好多病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有治好的病例，证明气功确实能治癌。最使人信服的是有两例硬皮病人，经过学郭林新气功，硬皮变成了正常皮肤，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有了明显改善。还有一例失掉手术机会的胃癌病人，他经过练气功，饭量从每天仅吃二三两主食，增加到每顿吃半斤。这不仅鼓舞了病人，连医生也感到惊奇。后来又听了郭林老师讲课，我觉得确实有道理，从完全不相信，到半信半疑，进而坚信不疑。于是我便下决心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