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叶险明【内容提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着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科学理论，这一在方法论上超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立的科学理论，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全面把握，有助于我们在明确的理论形态上系统地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而在明确的理论形态上系统提出并科学回答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就必须考证这一关系问题作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历史的、逻辑的基础，以及阐释在理论上科学回答“基本问题”的方法论思路及其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作者简介】叶险明，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化及其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关注。人们对全球化及其发展的认识需要理论支撑点，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无疑是当代人认识全球化及其发展最重要的理论支撑点。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水准以及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丰富和发展的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对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水准。在我国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开始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凸显出不少薄弱环节，从而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目前难以在整体上深入下去，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科学认定。我以为，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不仅会堵塞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发展的路径，而且也就会在方法论上阻碍人们对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全面、正确的研究。例如，马克思构建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基点是：“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社会主义是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而存在的，所以，要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发展社会主义，从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这一点应是毫无疑义，也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面临着当今复杂的全球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在批判全球化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弊病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曲解成为一种属于整体主义方法的理论，责备其无具体的操作性(即指难以指导认识当今复杂的全球化中各个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性)；而有些西方学者则在批判全球化研究的个体主义方法弊病的过程中，宣扬全球资本的统治永恒不变，断言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终将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目前我国学界，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整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个体主义的影响，一些人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故在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中出现了种种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整体主义影响的人，在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中，无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间的联系特别是其区别，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绝对化和静态化，把复杂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简单化，或在否定的意义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就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化(故对全球化持简单否定的态度)，或在肯定的意义上认为参与全球化的民族国家都必然要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个体主义影响的人，在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中，往往无视全球化整体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特点绝对化，或认为全球化就是各个民族国家“非统一”的、完全独特的发展过程的简单集合，或认为全球化就是“世界现代化加中国现代化”。从方法论上看，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简单化理解和缺乏对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认识直接相关。现在是到了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反思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时候了。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对一种重大理论的正确研究，科学认定其特性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否则，对这一重大理论的研究就难以全面深入展开。这里所说的“特性”是指一种理论的总体规范和样态。人们最初研究一种重大理论时往往将对其特性的某种简单界定视为不正自明的前提，很少对这一简单界定加以批判性探讨，而当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时才不得不回过头来通过这种批判性探讨去反思这一理论的特性。这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却是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的。这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认识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有代表性的不证自明的界定有以下两种。界定之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我把这种界定称之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比较原始的认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即学术界刚刚开始注重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时，这种认识是有意义的：在世界历史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全球化背景下把长期被人们忽略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拉入”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①，这无疑促进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注，提升了人们对全球化及其发展认识的理论层次。但其中潜藏的问题也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逐渐暴露出来，最终形成了阻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藩篱。因为，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为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难以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功能作用，从而也就难以全面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本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等相并列的一种理论。马克思文本中有关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大都是在阐释上述理论过程出现的，但人们却将其纳入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其结果：当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时，或是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其他理论勉强地串在一起，或是对“世界历史”的概念和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作些简单的解释和发挥。这样一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模棱两可或少之又少了。这说明，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是不能全面解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和功能作用的，同时借助这一认识框架我们也不能进一步挖掘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宝贵遗产。当然，笔者上述看法并非有全盘否定对唯物史观既有认识框架合理性的意思。界定之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视野和方法，故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意义。进而言之，世界历史的思想之于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首先是一种宏大的背景和时空坐标。在这个背景和坐标中，一切具体的学说得以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地展开。这种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读解的观点比上述观点要高明些：试图超越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来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的统摄性，故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但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这一诠释却陷入了另一种窘境：在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形态和基本内容时“无从下手”。无论何种视野和方法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理论脉络和理论规范，否则，“视野”和“方法”就会流于空洞的抽象。例如，这些年，“世界眼光”、“世界视野”等词汇常常出现于各类媒体，这无疑是受学界仅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为一种视野和方法的思维范式的影响。一般说来，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世界眼光”、“世界视野”是缺少具体的理论规范的，而这易于在方法论上给人们一种误导：似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除了要求人们从世界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就没有别的了。殊不知，从整体角度看问题(包括从世界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专利”。作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的对立面，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早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之前，就已渗透到人们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中了。波普尔虽然错误地把整体主义安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历史决定论者的头上，但就他批评整体主义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这一点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然不是整体主义(见本文第二部分)，但仅仅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归结为一种视野和方法，的确易于导致整体主义的思维定式。除以上两种观点外，学界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如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关于未来社会科学理论即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理论根据等。但从方法论上看，这类观点只是上述观点的逻辑引申和不同表述。我以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把握。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理论学说和任何重大理论一样，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有其基本问题。不搞清楚“基本问题”及其意义，无论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去看待，还是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来看待，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在我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对这方面问题的具体论证，笔者放在下文，这里仅想就此指出的是，一种理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集中地反映了一种理论的特性。在这里所提出的“特性”，其解释学的意义就在于：只有正确认识一种理论学说的特性，才能全面把握这一理论的功能、指向和其运用的范围。这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笔者就可对上述关于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视野和方法易于导致整体主义思维定式的看法作进一步的补充，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确也是一种视野和方法，但这种视野和方法首先在逻辑上内含着对“基本问题”的正确提出和科学回答，否则，这种“方法和视野”不仅会流于空洞和抽象，而且还会易于和某些原本已经过时的或者弊病已经明显暴露的“方法和视野”如整体主义混为一谈。③众所周知，在看待社会与社会个体的关系问题上，作为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的基本要则之一是：社会具有超越和独立于社会各个构成部分和所有个人的新增的特性和属性。社会虽然不能脱离个体，但社会不能还原于个体。应当说，作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这一要则没有错。这一要则所蕴含的最基本方法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产生。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产生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兴科学印证并发展这一基本方法。我以为，作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缺陷不在于它强调上述要则，而在于它把上述要则绝对化，排斥个体对整体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当然不是整体主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要素、关系和力量(从主体的角度看，这种构成要素、关系和力量的主体既包括国家、民族、阶级、阶层以及各类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共同体，也包括个人)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研究构成世界历史各个构成要素、关系和力量及其演变发展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当然不能还原于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演变发展，但是，离开作为世界历史构成要素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演变发展，就不可能真正科学认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例如，如果不能从国际关系结构和积淀在文化深层的利益关系的视角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美国霸权主义新特点的形成、一些国家和地域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9•11”事件、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崛起等，就不可能把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特点。这说明：其一，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首先始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重大变化；其二，一旦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生变化，又会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无论个体主义的思维定式还是整体主义的思维定式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学术界有的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学术界的吉登斯和科林斯是整体主义同个体主义合流趋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已经在比他们高得多层次上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