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横向类比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横向类比建筑规划概论结课论文摘要：城市(城廓、古居民点)的出现与分布既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文化背景、政治因素、交通条件、战争背景及社会历史条件都是左右城市选址发展的要素，不同功能种类的城市在进行建城选址时会对这些要素进行取舍。并且，随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的生产力水平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人类社会选址的侧重点从自然条件逐渐向社会环境偏移。本文将从讨论城市起源的基础上，用横向类比的手法分析不同种类城市在各自的建立、发展、迁移历史上对选址要素的权衡。关键词：城市选址、城市起源、城市种类古代没有“城市”这一概念，只有“城池”(城墙和护城河)和“城廓”(城:内城的墙，廓：外城的墙)等概念。“城“和“市”在最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指用作防卫而围起来的墙垣，是防御性的概念，是为社会的政治、军事等目的而兴建的；“市”则是指城中特定的交换场所，是贸易、交易的概念，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其形态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两种初始的空间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变得丰富和扩大，并相互渗透，界限模糊，杂陈在一种新的环境形态之中，最终形成了内容多样、结构复杂的聚居形式——城市。一、城市起源历史发展到今天，城市的内容和形态千差万别，人们从各自的认识和需要出发，给城市下了许多定义。但城市首先是一种居住形态大概是无可否认的。在《雅典宪章》认定的城市四大功能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活动，它和游憩、工作、交通一起，并列其中。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人文复杂，这使得古代城市的起源在人类安身立命之外又交融着其他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安全保障安全保障的需要是古代城市起源的最主要动力，也是早期人类对小型聚居地的最基本要求。在古代农业社会，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抗风险能力较差，洪水猛兽等自然力量都能对人类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为了生存，人类需要群居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为了自我保护，人类将自身与自然中危险因素隔离，从树上安家(有巢氏)、洞穴为室(山顶洞人)，到后来的筑城墙、扎篱笆、围栅栏，都在极力避开自然界中的危险。人类的灾难不仅来源于自然，还来源于人类本身。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利用原始简陋的工具，在未开垦或开垦不完全的土地上获得粮食产品，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相比之下，利用武力掠夺他人的财产、土地及劳动力，是更为直接、简便、可行方法。在战争过程中，为了掠夺他人的财产，同时避免自己的财产被掠夺，需要相当多的集中人口，还需要必要的防护设施，人们自愿或不自愿地相对集中居住，并在居民点外围挖壕沟、夯土墙、砌石墙，修筑防御设施。古史传说也有“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然而，受限于低下的生产力，早期城市相较起农村，只不过地域人口较为集中，其防御性仍较弱，在有些地域只有王城才建有防御性的城墙。而后，随建造技术提高及劳动力资源增加，修筑城墙渐渐成为建立城市的一项必备条件。在工业革命以前，判断城市的重要标准是“具备完整的城墙”。由此可见，安全防御需求对人类原始聚集乃至古代城市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2、政治因素国家政府机构的建立和行政处理的需要对古代城市的形成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农业剩余形成人口剩余，他们游弋于区域的各个角落。国家政府处理机构能承种聚合因子的作用，吸附农业生产有限聚集能力之外的人口，形成较大规模的人口集中。并且国家依靠其强制力量获得税赋，形成经济基础。在这些机构之外，还可以吸收和供养一批与处理机构相应的社会性人员，从事文化、政治、宗教及生活服务。所以绝大部分城市的起源，都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确立有重要的关系。例如，在中国古代城市大量兴起的第一个高潮，公元前21世纪左右，周武土灭商夺取政权后，迁国都至镐京，又营建洛邑为东都。东都、西都自然成为政治、军事、经济的重镇。同时周土又“分封建国，以固疆土”，“周武时八百国”，每一个诸侯国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国，都有各自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推进了一大批地方性城市的发展。正是这些荒芜的地区，经过诸侯政权的发展，才成为春秋战国最主要的城市。可见国家政权的确立对古代城市形成、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早期城市基本上都是政治军事型的。3、土地的有限性与工商业发展在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土地及农业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其对古代城市的形成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中国的城市不同，古代西方许多国家由于缺乏充分的土地资源和自然生产条件，使农业产品总供给不能满足总需求，土地的有限性使大量的人古被挤出农村，这些人为了生存，必须从事脱离土地之外的其它物品的生产，并用这些物品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因此，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了工贸化城市，推进了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商朝到唐初，东西方城市的繁荣一度达到巅峰。此时城市发展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商业、手工业繁盛，同时城市的选址原则更加成熟、多样;自然条件处于从属地位，发达的技术水平使城市条件不利的区域也可以建立坚固的城市。二、城市种类与选址纵观古今兴建、迁移、繁盛、衰落的千万城市，它们的起源几乎都可追溯至人类对安全的苛求、生产力的发展及政治的因素。但如此浩如烟海的城市间存在相似相近的种种联系，我们在研究它们选址兴衰时不妨对它们这些存在形式上的、呈现特征上接近的个体进行分类，从而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实质。中国明清以前主要城市的起源做一简单的归纳,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政权城市回顾历史，最早的城市殷的形成,是由于商王盘庚在此定都而来。此后,商朝歌、周沣京、秦咸阳、汉长安、洛阳及曹魏时期的邺城等一些古代重要的、规模较大的历史名城的起源,都与中央政府定都有直接关系。此外,春秋时期的燕上都、赵邯郸、齐临淄、秦云阳等众多城市的形成都与地方政府有直接联系。可以说中国城市中,绝大部分以“某州”命名的都是由这种方式发展演化而来的。以洛阳为例，其作为政权城市的代表，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因优越的自然条件及山河相辉的地理环境，被轩辕黄帝选中，成为教民捕鱼、打猎、稼种、观日月星辰、发展早期农业生产的活动基地；至夏代，再次由于其地势避水且正居国中，大禹亦以此处作为抵抗洪水的起始点，并将其作为基准点，进行分封土地及纳贡；而后商代占卜活动盛行且水患严重，都城迁移频繁；自周后，统治者意识到其重要地位：居全国中央且各地朝贡里距相等，于是在洛阳建立王城和成周城，作为东都，加强控制，奠定了以长安和洛阳为轴的都城建设战略；以后到秦，汉唐连接西东，打通汉中，修建官路与水系交通系统，并开拓西域通商道路，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设施日趋完善，通往全国的交通骤道直通无阻，关隘密布，更加安全，城镇不断发展。政权城市是政治统治的中心，通常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它们在早期曾有小规模的人类活动聚居，但真正形成城市却是王朝定都迁都至此，带来大量的大批军队和王室成员、殷商贵族；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政权所在地城市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日迁移，政变、迁都、战争都能左右城市兴衰甚至存亡。由政权所在地推进而形成的城市在形成上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往往是人文、自然、交通、哲学在政治因素上的综合呈现，政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其他因素仅仅是铺垫政治决策的基石，所以，其选址主要受政治局势走向的影响，多选择在一国核心，统领全局，攻防相宜之处。2、军事城市军事堡垒与军事重镇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又一重要类型，这类因设防驻兵而建成的城市军事人口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大，随着战争的胜利、建国建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屯川垦荒，则城市兴起。据史料记载，汉朝初年为抗击匈奴，在中国北部调配了许多军力，军队驻扎沿阳关连绵不断，在驻军附近，有一些军市专门为了满足驻军的需要而设立，这些军队、军市、堡垒在与西域外敌的对峙过冲中形成了一批批固定的城堡，最终发展成为军事性城市，其中包括耳熟能详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城镇；而后朝沿长城派驻军事力量的辽东镇、蓟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等城市亦属于这一类型；至明清，军事城市不再单单局限于与北方外族势力拉锯产生的内陆边疆城市，一些海防城镇如山东矜州(蓬莱)、威海卫，江苏的宝山、金山卫，浙江的镇海、台州等地，也逐渐发展起来。军事城市在选址上的先决条件是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交通、自然退居次要，文化、贸易也鲜有考虑，所以这些城市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与生存环境，发展的波动性很大，以周朝武王在洛阳附近建立的土城、周城为代表的大批军事城镇后来都因战略地位下降，军队调迁或随战争的失败而渐至荒废。不过，也有一小部分得以长存的军事重镇，如武威、张掖，它们不断扩张最终成为地方政权的所在；如大同镇，镇海，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新的经济价值而渐至发达，因其选址兼顾了经济条件而存在发展空间，以至日渐繁荣。3、交通城市古时选址建城所考虑因素很多，其中交通利弊对于一个城市的选址发展举足轻重，它直接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空间甚至存在形态，同时，也不乏有城市是依凭交通环境形成建成的。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陆路交通开发代价高昂且相当困难，因而一切能通航的水域就为人类提供了最经济、最便捷的交通条件，水道便自然成为物资交流、人员流动和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通道。特别是由于水运的载重能力大，因而运输尤其是粮食物资的运输主要以水运为主。但是，由于我国地理条件的制约，天然河流大多为东西流向，同时，水系间亦多互不贯通。为了克服天然障碍，开凿人工运河以沟通水道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时期邢沟的开凿，到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大运河在成为中国各种商品流动的重要通道的同时，促使了一大批运河沿岸城市的产生。如隋唐时期运河沿岸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四大都市，运河与黄河主要转运中心汁州(开封)、唯阳、泅州。至明清时期，全国主要的33个城市，有16个位于运河沿岸，另外有10个位于长江沿岸。在这种沿河地理位置下形成的城市有一共同特点：城市建筑不十分规则，多依照地理特点建城，但城市的地址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通常依靠各自的河流，修筑码头、仓储建筑为城市的基本骨架。扬州、泉州等地就发现多次改建、重建的痕迹，城门及当地政务机关都经历迁移，但装卸货运的码头位置几乎未有变更，从侧面反应出作为交通城市交通条件是其存在的最主要前提。同时，这些城市因为交通线路得到良好的贸易环境，一部分发展成为后来重要的商业城市，拥有集中于河道两侧的繁华商业空间；而另一部分则由于其交通运输地位的下降而渐至没落，如泉州就因为海盗侵扰、海禁和港日淤塞，商人不再往来，自明以后一踞不振。除去古代大力兴建的水路，陆路交通也造就了一系列城市的兴盛衰亡。因丝绸之路的开拓，商队与西域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催生沿通商道路聚居的补给点，其规模逐渐壮大，最后成为一座座交通城市，如青海的岭南(今河源)，甘肃的平凉、静宁、天水等。4、专业城市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历经两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开始迅速发展，并带动商业大进步。在中国的部分富庶地区，基于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人民在保证食粮供应的生产投入后，可以根据当地其独特的物产，开辟新的手工业活动场地，早在汉代，此处已出现独司一职的专业化作坊，而后发展成为私营的较大规模的工厂，乃至最终形成城市规模的聚落。景德镇便是最好的实例，早在汉代，出产优质高岭土的平镇开始烧制瓷器；至宋真宗景德年间，其人口、产量经过五代时期的扩充优化，已具规模，遂正式在景德镇建镇；到了明清，据《景德镇陶录》记载：“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二”，景德镇还有大量的外地劳动力，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业游徒，每月不下数万人，工匠来自八方，器成天下走，城市人口至少在十万以上。除了从手工业诞生出的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催生了另一种专业城市，由于地方性行业性会馆建筑不断增多，票号、典当大量出现，吸引人口集聚，带动了一些小型村落的繁荣，如平遥、太谷为票号业中心城市。这些城镇通常有较为活跃、专业化的生产或商业活动，从而城市布局并不严整规则，不以官府、庙宇为中心，而是在选址兴建之初就因原料产地形成生产点，并发展形成城区，同时城市也无深沟高泉的防御城墙，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