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

第20章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刘东佐治亚理工大学张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汪默弗罗里达大学中文翻译：中国人民大学高中华〇%|►本章大纲1引言j20.1界定被中介的调节作用j20.1.1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j20.1.2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20.2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20.2.1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0\20.2.2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20.2.3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j20.3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20.3.1单层次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20.3.2单层次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j20.3.3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模型j20.4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20.4.1单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20.4.2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j20.5讨论0\20.5.1理论问题0j20.5.2统计问题j20.6结语V〇〇00\::0§〇\3\\\\\\\0\\§\\\°:\0\0§0叉0\00\0°0在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中，中介和调节变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借此来扩展现有研究，探索变量之间关系的潜在中介机制与情境限制。一方面，中介变量可以传递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Baron&Kenny,1986)。例如，为了扩展积极人格（proactivepersonality)和个体一环境匹配（person-environmentfit)方面的研究，Zhang，Wang和Shi(2〇12)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质量（leader-memberexchangequality)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领导者一追随者积极人格之间一致性/不一致性对于追随者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与工作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调节变量可以改变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和/或方向（Baron&Kenny，1986)。例如，Hitt,Hoskisson和Kim(1997)检验了产品多兀化（productdiversifica-tion)对国际多元化（internationaldiversification)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产品非多元化企业，国际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在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国际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中等的企业，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则呈曲线关系。正如Whetten(1989)所言，中介变量阐明了一个关系或过程“如何”及“为何”产生，而调节变量则展示了一个关系“何时”和“为谁”而增强或减弱，这就是研究这些变量的主要理论贡献所在。因此，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及组织理论试图描述这些中介过程和/或调节情境，例如，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eventtheory,Weiss&Cropanzano，1996)、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Bandura,2002)，以及企业资源观理论（theresourceviewoffirms,Barney,1991)。请参考本书第16章“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以了解对于中介或调节变量的原理与检验方法的更为详细的论述。大量研究倾向于独立构建并检验调节和中介作用（如Chen&Aryee，2007;Liu,Liu,Kwan&Mao,2009)。例如，在一项跨层次研究中，Liu等（2009)首次发现导师个人学习(mentors’personallearning)在其对学徒所提供的指导（provisionofmentoringfunctions)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也检验了导师社会交往（mentors’socialinteraction)，在其对学徒所提供的指导与导师社会地位（mentor’ssocialstatus)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之后，他们把团队层次的概念一团队凝聚力（teamcohesiveness)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在个体层次，团队凝聚力对导师指导与个人学习之间的关系，以及导师指导与社会交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然而，研究者经常无法通过这种渐进方式（piece-mealapproach)清晰地描绘组织现象中可能同參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时存在的潜在机制和情境因素（例如，中介关系会不会随着某调节变量发生变化，或者调节关系会不会由某个中介变量所解释），从而制约了研究的潜在贡献。因此，组织研究的学者们近年来开始以更为综合的方式发展和检验研究模型，提出了一些由中介和调节作用同时构成的组合形式。在大量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中，学者们发展并检验了被中介的调节（mediatedmoderation)和被调节的中介（moderatedmediation)效应（例如Li-ao,Liu&Loi,2010；Tepper,Henle,Lambert,Giacalone&Duffy,2008；Zhou,Wang,Chen&Shi,inpress)^然而，现有文献无法十分清晰地解释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不同理论意义及提供相应的检验方式，因而研究者还无法有效地发展理论模型，进行统计检验。目前，几种主流检验方式也都有着各自的缺陷，在结果解释方面会给研究者带来不少困惑(Edwards&Lambert,2007)〇在本章中，我们将为那些对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感兴趣的组织研究者提供相应的指导。具体而言，本章有以下四个目标：第一，通过回顾文献，界定被中介的调节效应的两种主要形式，为如何发展理论框架提供相应的建议;第二，运用已发表的文章作为实例来讲述被调解的中介效应的三种形式，并归纳一些有效途径来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第三，在单层次及多层次情境中，讨论相应的统计方法，用来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第四，在单层次及多层次情境中，介绍三种恰当形式的统计方法，用来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希望本章能够阐明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本质，清晰地分析它们的理论界定及统计检验的相关问题，为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应用这两种模型提供有用的指导。在本章中，我们用Z代表自变量，M代表中介变量，W代表调节变量，F代表因变量。20.1界定被中介的调节作用Edwards和Lambert(2007:7)把被中介的调节界定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通过交互作用影响中介变量，中介变量进而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同样，Baron和Kenny(1986)认为，当调节作用可以表示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并且此交互作用通过中介变量来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时，被中介的调节就产生了。这些定义揭示了第一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后面将称作类型I)。除了以上定义，一些学者最近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Grant和Berry(2011)认为，被中介的调节开始于一个调节关系（即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当此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传递时，被中介的调节便产生了。换言之，中介变量替代了原来的调节变量，改变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该定义描述了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理论框架（后面将称作类型II)。20.1.1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图la和图lb为第一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尽管此类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常常被表示为图la，但是图lb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其理论意义。这种类型严格符合被中介的调节的传统定义（Baron&Kenny,1986;Edwards&Lambert,2007;Muller，Judd&Yzerbyt，2005)。研究者们在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中，广泛应用了这种被中介的调节模型。例如，在Lam，Huang和Snape(2007)进行的一项员工反馈寻求行为（feedbackseekingbehavior)的单层次研究中，他们采取了三个步骤来构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第一步，假设下属反馈寻求行为U)和领导成员交换质量（M)之间的正向关系；第二步，假设主管对下属寻求反馈的动机归因（supervisor-attributedmotivesforfeedbackseeking，IF)对下属反馈寻求行为（X)和领导成员互动质量（M)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三步，根据下属反馈寻求行为（Z)和下属工作绩效（F)之间的正向关系、领导成员交换质量（M)的中介作用、主管对下属寻求反馈的动机归因（W)对反馈寻求行为一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图1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F:因变量。请注意：尽管此类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经常以图la来表示，但是图lb所代表的理论关系更为精确。作为多层次研究中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的一个实例，Liu和Fu(2011)通过四个步骤发展了他们的研究模型。第一，假设了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mentors’autonomysupport,个体层次自变量A)、学徒自主性倾向（protSgSs，autonomyorientation，个体层次自变量Z2)以及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围（autonomy-supportiveteamclimate，团队层次调节变量1F)与学徒个人学习(prot6g6s’personallearning，个体层次中介变量M)之间的关系。第二，提出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围（W)会调节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I)和学徒自主性倾向（Z2)对学徒个人学习（M)的影响。第三，假设学徒个人学习（M)对结果变量——学徒组织公民行为（FJ和工作投入(F2)有正向的影响。第四，提出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掘（1F)分别与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A)和学徒自主性倾向（12)的交互作用会对学徒组织公民行为（A)和工作投入（F2)产生显著影响。根据以上推导，研究者又进一步假设学徒个人学习（M)对这种交互作用的中介机制，也就是中介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围分别与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学徒自主性倾向对后续学习结果变量（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投入）产生的交互影响。根据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的含义及实例，在单层次及多层次研究中构建被中介的调节模型时，有三个关键点需要考虑。第一，研究者需要解释调节变量为何及如何改变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加强或减弱？需要注意的是，当交互作用对中介变量产生交叉效应时（即当调节变量处于较高水平时，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为正向关系；当调节变量处于较低水平时，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为负向关系），自变量一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样，构建此类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并不需要对主效应进行假设，而只需要建立交互作用假设。如果研究者的研究假设只强调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中介变量，则在发展此类理论模型的过程中，不需要区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同时，在统计检验过程中，也不需要进行斜率检验（slopetest)。第二，研究者应该阐明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为何存在显著关系。当需要用理论解释自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如何随着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发生变化时，研究者也应该对调节变量在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联系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层次上的构建。但是，从统计意义上而言，这一步对构建第一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并不是必要的（参见被中介的调节检验部分，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的检验方法，以及讨论部分考虑的第一个理论问题)。第三，研究者可以整合上述两个关键点，讨论为何中介变量可以传递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效应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尽管在通常情况下，第三个步骤（例如，提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假设）应最后完成，但是前两个步骤的先后顺序不是固定的，而应该根据研究理论思路决定。当然，为了通过这三个步骤构建理论模型，研究者应该建立可靠的理论框架，提供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从而证明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合理性。20.1.2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图2描绘出了第二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中介变量针对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起中介作用。在研究使命导向组织中亲社会动机（prosocialmotiva­tion)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时，Grant和Sumanth(2009)构建了相应的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第一，他们提出管理者可信赖性（managertrustwort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