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

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王永前“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中央多次强调，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而，“十一五”开局之年前5个月的最新统计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30.3%。如此之高的增幅为近年少有，投资过热再次向人们敲响经济风险的警钟。不讲条件、不顾国力的可能，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扩大投资规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上的老毛病，其浪费严重，危害性极大。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近年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说不得力，可为什么有的地方依然在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一些干部依然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呢？把脉问诊，粗略概括，可以说这些地方患上了五大病症：一是“盲目投资冲动症”。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于不顾，再掀投资热潮，过剩产能继续释放、淘汰产业重新开工、落后项目死灰复燃，扩张投资冲动依然强劲。二是“科学发展冷漠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有时日，然而有的地方领导打着科学发展的旗号，却行不科学发展之实，有的地方甚至对科学发展无动于衷，既缺思路，更乏实绩，粗放、低端、雷同的发展模式依然故我，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屡禁不止。三是“招商引资饥渴症”。下指标、定任务，各级干部齐上阵，只重数量不讲效益，一些地方招商引资可谓饥不择食、花样翻新。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乱管一气，政府职能已严重“越位”和“缺位”。四是“违法用地不疲症”。面对宏观调控的大局，面对失地农民的困境，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为土地违法的主体，它们或通过修改规划化整为零批地，或与开发商合伙搞假挂牌出让，或以租代征打政策擦边球，并且屡闯红线、乐此不疲。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五是“房产开发躁动症”。时下一些城市房价疯涨，与地方政府的主导和直接参与密不可分。有的地方大兴造城运动，制造大量被拆迁户，拉大被动需求；一些地方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只热衷于批建高档住宅；有的地方为谋利甚至请房地产公司当“托儿”，哄抬地价。说一千道一万，盲目追求GDP的背后，其核心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在一些同志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头脑里，衡量本地区、本部门或本行业发展快与慢的标尺，依然是单纯靠扩大生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以求发展的思维定势。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控制投资规模，而有的地方、部门和行业就是不以为然，老在强调“我这里规模不大”、“我这里不热”、“我这里情况特殊”，不合理的投资项目照上不误。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条件，是有前提的，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比如，前些年投资迅猛增长带来的恶果现在已开始显现，钢铁、电解铝等部分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由此可见，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催生出来的“政绩”，其实是危害深重的“政疾”。既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落实，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局，很容易诱发经济风险，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也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和可怕的隐患，并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沉痛的教训亟须汲取，而医治这些痼疾，当用良药和猛剂。其一是要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践证明，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关键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切实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其二是要根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关键是要把好土地、信贷两道闸门，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从严控制新上项目，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认真落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举措。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抓紧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狠抓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节能。其三是要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我们是效益和速度的统一论者。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自觉行为。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孙爱东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令世人惊羡，利用外资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吸引外商投资累计约5000多亿美元，连续十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的大量注入，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就业的扩大、税收的增加、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引进、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个别地方的做法甚至与科学发展观相悖。尤其是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引资大战”令人触目惊心。打开一些地方政府网站，单看标题就会感觉到引资热浪扑面而来：“市委发出引进外资动员令”、“大干6个月，确保利用外资××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官员像业务员拉生意一样拉项目，为了完成引资“指标”，无所不用其极。江苏某市曾出台“政法机关免除招商引资任务”的规定，此举一时还成了新闻。事实上，各地区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资源条件、地理位置、政策特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都是外商在投资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当招商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时，当层层下达高指标时，盲目引资就在所难免。比如，在一些地方兴起的“让利竞赛”，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由此导致的种种恶果便出现了。——土地资源被消耗。为了在引资比拼中取胜，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变相执行“零地价”。更有甚者，为了GDP数字，有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批地。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违法占地行为几乎都涉及到地方政府。凡此种种，使得土地违法现象处于失控状态，原本紧缺的土地资源被消耗。——引进了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在“不分良莠、凡是外资就行”的思想指导下，外资项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外资企业乘机把“夕阳产业”转到我国，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借机落地开花。于是，我国不少开发区开始遭遇“黑色幽默”：因为工业污染，养殖的鱼虾死了，地里的秧苗蔫了，周围的人得了怪病，而污染企业的环保考核竟然达标了。——国家税款流失。按理，招商引资应“双赢”，让投资者赚到钱，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有的地方根本无视国家规定，不顾当地实际，敢拍胸脯，勇于承诺，税收优惠一让再让。有的地方政府以补贴、奖励等名义通过财政支出变相返还企业税款。更有甚者，外资企业当年实现地方税金全部返还。由此形成的虚收虚支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质量。审计长李金华指出,审计署调查的6省（市）开发区，2003年以来共减免税款183.56亿元。由于各地普遍扩大优惠政策范围，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流失66.47亿元。盲目恶性竞争，给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其结果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少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发展举步维艰。觊觎外资的优惠条件，不少国内企业纷纷“变身”外企。于是，大量“假外资”以投资的名义进来，开始了“国内吃草国外挤奶”的畸形旅程。以外资名义在中国投产的“淘汰工业”，廉价获取了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严重污染了空气与水，享受着“两免三减”的种种优惠，留给地方政府的却是微薄的利润，甚至只是一个数字空壳。如此利用外资，无异于“吃祖宗饭砸子孙碗”！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并非不知。但为何仍然乐此不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引进外资，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出GDP和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为了眼前的“政绩”,不惜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这种狭隘的“招商引资观”不可取，必须予以纠正。“只注重数量而无视质量”，盲目利用外资的弊端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指出，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识之士指出，引进外资应该以效益为主，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应该是招商选资，要对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外资项目果断地说：“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刻不容缓。怎么办？首先，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其次，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进行调整，不但要看他的经济数字，而且要看他的经济质量。要加强监管，不以数字论英雄，将各地的招商引资步伐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构建多元化的农技推广体系王秀真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将力争到2020年，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3%，使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这一科技兴农新目标的提出，既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鼓舞，同时也为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新任务、新挑战。科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来说，面对粮食安全的挑战，面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面对农产品市场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目前，尽管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已达到48%左右，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国高达81%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85%的成果转化率，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和广大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有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目前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旱育稀植、平衡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节水灌溉四大关键农业技术，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关系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技术推广了20多年居然还迟迟没有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农民求之若渴、新技术却始终无法落地的奇怪现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体制性的。一些地方在对原有的农技推广体制进行改革时，使得农技推广体系在一些基层地方“线断、网破、人散”，服务功能被削弱，有的甚至已经名存实亡。体制改革目标不清，使得农技推广的主干力量受损，直接造成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困难。二是结构性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走向多元化，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由政府主导的单一农技推广方式已经很难适应这一现状。因此，构建适应农民需求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已成为科技兴农的当务之急。首先，要从完善原有的农技推广网络出发，突出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即便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农技推广队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户以分散经营为主、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农业大国来说，建设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更是必不可少。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大投入，把已经断的“线”接起来，已经破的“网”修补好。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接与补，而是要与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改革原有的体制机制，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建设一支能够真正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服务的高素质农技推广队伍。此外，在开展公益性的农技推广服务方面，各级政府还应从实际出发，有更多的作为。如实施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通过培育科技示范户，发挥辐射带动效应，为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开辟新的通道。其次，要从改革创新出发，建立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新体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于科技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并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等措施，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农技推广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逐步构建一个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