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倾向

浅析金庸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倾向摘要：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创作无疑是20世纪新武侠小说的代表，无论在华人世界还是华语阅读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金庸先生武侠世界的关注多集中于男性主导下的武林的而忽视金庸先生透过其精心营构的武林世界中的女性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金庸小说中诸多女性形象的分析，浅析其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关键词：金庸小说女性倾向作为20世纪新武侠代表人物的金庸先生，毕生共创作15部武侠小说，除《越女剑》外，其余14部小说在华人世界以及华语阅读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以致读者总结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相赠，更是一段文坛佳话。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中，“侠之大者”的男侠自是小说主角，可是，金庸先生精心营构的武林世界中亦存在着一群个性鲜明、独立性强同时对于故事情节和艺术表达起着多样作用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本就是小说的主角，脍炙人口，如黄蓉、小龙女、赵敏等；有的只是龙套配角，戏份较少，如阿紫、李莫愁、王语嫣等。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金庸先生都为这些女性形象起了恰如其身份的名字，亦赋予其独立之人格、鲜明之个性特别是与故事中男主人公那剪不断、理还乱甚至“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感纠葛、爱情传奇。由此种种，即可浅析出金庸先生小说的女性主义倾向。一、金庸小说女性形象分类纵观金庸小说，其女性形象按照性格特征、外貌形象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代表”，即“圣女型”、“妖女型”、“魔女型”。所谓“圣女型”，顾名思义她们远离尘世，虽然看上去很纯洁无邪，符合传统女性审美，但总有那么一点的虚假的色彩，有些飘渺。其个性特征与世俗之人亦是格格不入，也绝非世俗人之情感世界，她们始终是形而上的，是男性视域下对于女性的理想主义情结的外化。在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女主角香香公主，就是一个典型的圣女型美女代表。而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中的阿九（九公主），也是一位圣女派的美女。当然，最著名的圣女代表，应该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了。除此之外，《雪山外传》的苗若兰，《连城诀》的水笙，《侠客行》的阿绣，《天龙八部》中的阿朱和王语嫣等人，《飞狐外传》的程灵素，《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甚至连《鹿鼎记》的双儿，也都是圣女型的著名美女。这一类型的女性形象，在金庸小说中数量不少，也很活跃。所谓“妖女型”，即聪明伶俐，超越传统女性审美，身上往往裹挟大量的现代女性特征——独立、自主、有担当、有情义、敢爱敢恨，她们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是立体的、活生生的现代小清新“女汉子”形象。这也使得其“妖女型”女性形象的创作最能深得读者认同。金庸先生虽然在《书剑恩仇录》中塑造了著名的圣女香香公主，但也同样成功的描绘了妖女派代表霍青桐以及李沅芷，而且无可否认，小说中的李沅芷和霍青桐，比香香公主可爱多了。妖女是金庸所塑造的最成功的类型。在《碧血剑》中，焦宛儿也可说是这一类的代表。在此后的金庸小说中，妖女型代表一个比一个出色。风头盖过了其她的美女们。《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的登场，让此前的美女纷纷失色，从而使得后来的妖女型代表彻底地占据了金庸美女榜的前几位。《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鹿鼎记》的阿珂和苏荃，《天龙八部》中的阿紫，都是让读者比较难忘的武林妖女。最后一类是“魔女型”，从字面意思分析，多少有点反面色彩的意思，可是细读金庸先生的作品就能发现，魔女虽坏，却不是坏女人。她们往往有着“汉子”般的个性与战斗力，有野心、有手段亦有爱恨，可是这种种的却没有任何女性独有或者说世俗中用以负面评价女性的方式，因为金庸先生在塑造其小说中魔女形象时并没打算以此作为男性视域下批评女性的切入，而是一种超越性别俯视众生相的批判。在金庸小说中这类女性往往是配角中主要部分，她们成为这个社会人心险恶或者丑陋的代言人。比如《碧血剑》中的温青青，是一个不算成功的早起魔女，到《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的登场则为魔女的群像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当然，魔女达到究极进化形态，就真真有些可怕了，这便是《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和《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二、女性形象塑造的现代性阐释“西方女性主义者在对男权文化的批判时，一方面是如萧瓦尔特所说的女性中心批评，另一方面，是对男性作家的文本展开批判。她们认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不外乎‘祸水’和‘圣母’两种形象。她们在历史的进程中被男性建构起了虚假的主体，女性真正的自我消失了。”①在之前的分类中，我们不难看出金庸先生笔下的三类女性形象中，有两类——“妖女型”和“魔女型”是打上鲜明的现代性烙印的群体。尽管还有“圣女型”作为代表着传统女性形象的存在，可是，这一类非但没有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主角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更没有因为其任何特质使得读者广泛的接受。反而，人们津津乐道的金庸笔下的女侠们要么是“妖女”，要么是“魔女”。究其缘由，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读者之所以更加喜欢“妖女”或者“魔女”是因为她①胡凡.论金庸小说的反男权倾向.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们身上有更强烈的个性、更分明的爱憎，她们独立、自主，与男主人公有着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并不是依附在男性身上的附着物；她们有的工于心计甚至心狠手辣，但是没有一项是女人专有的手段，她们承载的是这个大千世界的人们都有的“邪”与“恶”。我们先看金庸小说中的“妖女”们，她们个个长相出众，甚至香艳，亦有着较为不错的武功，尽管在武学造诣上她们总是与男侠们有一定差距，可是这并不是金庸先生企图表现的重点。在这一系列的“妖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她们对爱情的专注、对家庭的责任以及作为情侣或者妻子对男友以及丈夫及其家人的呵护······当然，这些被金庸先生突出表现的优秀品质都是传统社会伦理和审美要求。可是，作为被作家融入了诸多与传统审美及道德范式并不协调的元素的“妖女”们，最终在得到读者认可及作品客观表现的效果时却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完成的，这本身就是金庸先生现代女性主义倾向作用下对男权秩序的另类批判。在另一方面，“妖女”们，如：黄蓉、任盈盈、赵敏、阿紫等不一而足，她们对爱情的执着，几乎都不是建立在对男性主体的依附之上的。她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个完全足以单独分析的性格特点，她们对于男性的爱的依恋，不是源于现实的、物质的算计下的田园牧歌式憧憬，而是理想的、精神的全力去爱后的美好世界。她们大胆追求真爱和幸福，完全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更遑论门第。黄蓉邂逅郭靖，一个是大家闺秀、名门之后，一个不过是天涯浪子、傻小子，可是，他们的爱情就如此的产生了，不顾旁人的评论，社会伦理的藩篱，依靠的正是现代社会所谓关于爱情的信仰罢了；还有任盈盈对令狐冲的爱，更是突破武林所谓“邪”与“正”的界限；赵敏对张无忌，则完全冲出了民族、阶层甚至是文明的苑囿······这些作家笔下的“妖女”们虽然个个倾国倾城，可是她们收获的感情却没有任何源于外在，都是内心喷涌的超越现实的真爱。甚至连金庸武侠第一“圣女”的小龙女，为了真爱都不惜与将人伦纲常奉为圭臬的社会世俗做一番殊死搏斗，甚至愿意委身下嫁、自我隐匿换取心爱之人的周全。与这些开场就不像“好人”的“妖女”们相比，作家还塑造了一些从一开始就能看到苦命结局的“圣女”型女配角，比如痴情一生，终无所得的公孙绿萼；跟随情郎，终为所弃的王语嫣；还有认定了比武招亲便是定下婚约，最终苦苦等待的穆念慈······其过于依附男性从而经历苦难的遭遇似乎是在向人们昭示对于男权传统下女性不过是男性依附者的批判。相对于“妖女”们在金庸小说中大放异彩，赢得一片叫好，“魔女”们似乎成了天然的反面角色。她们的感情世界往往是石化的，亦无太多情感的倾泻，或工于心计，或心狠手辣，是小说中作为对立面形象存在的群体。可是，当我们认真的审视这些所谓的“魔女”们，就不难发现，她们之“恶”俨然已经超越性别，成为武林公认之“恶”；无论是工于心计而不择手段的周芷若，还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李莫愁，她们身上所承载的恶行既非男权视域认定的女性之性别特有，又非道学家、伦理家们所谓“七出”之罪。前者，是男权世界中政客的通病，后者是生物世界征服欲占主导下的兽性。相反，像男人一样战斗的周芷若，面对此生唯一的真爱、心中最弱软之所在的无忌哥哥，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显露出其温柔、爱恋的女性至若之美，几乎为爱而亡我。梅超风，为了武功盖世，背弃师门，杀人不眨眼，可是面对初恋与爱人陈玄风，却成了这世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而已；李莫愁、叶二娘，这般杀人如麻的“魔女”身上充盈着魔头的本性，然而，当李道长怀抱小郭襄，叶二娘母子重逢时，她们身上的母性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魔性消失，人性回归······金庸先生这种对于女性性别特质情感把握的游刃有余，恰恰彰显其创作中的女性主义倾向。无论是本就个性鲜明、聪明伶俐的“妖女”，还是由于种种原因受过伤而化为“魔女”的女子，她们没有如同鲁迅先生所指称那样：“娜拉出走后的命运是他们共同的结局，而最后只能回归家庭的樊篱。”虽然情感的变态，也没有放纵和沉沦，如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人那样必须依附于某个强势的男人，这就是金庸先生小说中女性主义倾向的最大显现。三、女性成长模式的忽视与阐释虽然有学者指出“从学武功的角度而言，金庸显然是性别歧视。他的小说极之细致地描述男性人物如何练成绝世武功对女性人物学武的过程则鲜有提及。……学武情节上重男轻女的客观结果是读者完全投入男性人物的角色里”②，显然，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与很多男主人公由无名小卒到“侠之大者”的转变相比，金庸的小说确实是把女性的成长忽略了。很多女性的性格武艺从小说开始到终结都是相似的。“但是，虽然我们看到金庸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超出传统作家，然而他作为一名男性作家，无意识之间会将自己对男性成长的体验倾注到文本之中。”③金庸小说的主旨始终是在表现国家、民族等大背景下的大事件，唯独隐匿了历史背景的小说仅仅《笑傲江湖》而已。因此，在其作品中，女性既没有担负起经国济民，经邦济世之重任，也没有与男性一样能够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以阐释在宏大历史中女性的地位，同时，金庸小说往往很少有女性作为第一主角，反而是与男性作为第一主角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和发展天然结合在一起，也是其作品受到女权主义者批判的重要理由。但是我们必须正视：金庸小说创作的动机显然不是“女神崇拜”，他没有给女性树碑立传的意思，更没有为了彰显女性地位而任意表现宏大历史背景下女性的所谓“命运颠沛”等等，但这显然不能和男性中心主义相并论。相反，这些仍旧是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男性虽作为小说文本的中心，但女性也不是被排斥在边缘成为失语者”。④女②马国明.金庸与金融.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1卷第二期112页.③胡凡.论金庸小说的反男权倾向.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④胡凡.论金庸小说的反男权倾向.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性帮助或者影响了男性的成长。母爱与情爱、是金庸小说永恒的母题。亘古伟大的母爱，深得金庸青睐，虽表现母爱他却没有把女性限制在家庭的吊诡，而是站在人性的高度审视崇高的母爱。李萍把襁褓中的郭靖从江南带到蒙古大漠，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写得如此真切。同样，黄蓉的相知相伴，不离不弃又促使了郭靖从市井草民到武林大侠的人生成长······在更深的层面上，男侠在小说中的中心地位也由于女侠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动摇，比如《笑傲江湖》中”伪君子“岳不群的虚伪和恶毒，恰恰是有了妻子宁中则——真女侠的反衬······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金庸先生对于其作品中女性成长的忽视，并非有意为之或者内涵表达，而是文本承载本身的限制，甚至可能是实现创作并没有考虑的环节，毕竟，女性主义或者女性视域作为一种解读作品的手段，在阐释本身就存在滞后的性质，如果为了表达女性主义倾向而提前设置目的进行创作，是否又会落入主题先行的窠臼呢？我们应当充分的注意到，金庸先生在作品中虽然忽略了女性成长的描写，却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对女性主体性的缺失，也没有因为女性生长模式的单一而把女性沦为“第二性”。金庸先生在两性的关系上基本是一种平视视角，至于具体的差别，只是文本本身或者情节发展的不同罢了。参考文献：［1］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