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殖民地的发展比较：一项经验研究

-1-·研究前沿·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项经验研究DaronAcemoglu，SimonJohnson，JamesA.RobinsonI引言什么是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虽然尚不存在公认的答案，但是一般认为制度与产权的差异引起收入的差异。制度结构更优，产权保护更有效，政策扭曲更少的国家会大力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由此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NorthandThomas，1976；North，1981；Jones，1981）。这些观点得到了以跨国宏观视角探讨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研究的支持（KnackandKeefer，1995；Mauro，1995；Barro，1998；HallandJones，1999；Rodrik，1999），也获得以微观视角探讨产权与投资或产出相关关系的文献的佐证（Besley，1995；Mazingo，1999；Johnson，McMillanandWoodruff，1999）。在一定程度上，制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例如，南韩与北韩、东德与西德迥异的发展路径说明一个国家的部分区域在中央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下发展停滞，而另一部分区域则在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制度下迅速发展的事实。不过，我们仍然缺乏可靠的证据证明制度差异对各国人均收入差异起着决定作用。非常可能的是经济发达地区倾向于选择良好的制度；或者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同时导致制度和人均收入的差异。为了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我们需要解释制度的外生差异。本文尝试采用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外生差异的来源，并以那些被欧洲殖民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组在40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类似但在今天出现巨大差距的经济体样本。更进一步，这些经济体的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深受殖民经历的塑造。我们的观点基于以下三个前提：1、不同的殖民政策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均衡。一个极端是欧洲殖民者建立“掠夺制度”，如比利时在刚果的行为。此类制度并不向殖民地输入产权保护制度，也不输入对于政府掠夺活动的约束制度。实际上，建立掠夺制度的首要目的即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尽可能多地向宗主国输送资源。而另外一个极端则是众多欧洲人在殖民地定居，建立类似AlfredCrosby（1986）所描述的“新欧洲”国家。这些移民在殖民地复制其宗主国的制度，强调私有产权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2、殖民政策深受殖民地状况影响。特别是，殖民者无法适应当地疫病的情况会阻碍“新欧洲”国家的建立，转而选择建立掠夺制度。3、殖民地的政体与制度在其独立后继续存在。基于上述前提，我们以第一代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衡量制度优劣的指标。我们的理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形式：（潜在）殖民者的死亡率→移民活动→早期制度→现存制度→当下的经济绩效。我们主要采用历史学家PhilpCurtin的论文，得到17至19世纪殖民地士兵、水手和传教士死亡率的数据资料，很好地显示了殖民者的死亡风险。当时的欧洲居民了解不同殖民地的死亡率，但缺乏控制导致高死亡率疾病传播的能力。而且因为死亡率对应相似的人群，故而可以跨国比较。我们证明了（潜在）移民死亡率是移民倾向的决定因素；早期移民则是早期制度形态的决定因素（在实际计算中，采用1900年的制度）；而早期制度与现存制度存在显著相关性；最后，现存制度显著影响现在经济绩效。-2-本文的简化形式对现有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并以移民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我们主要研究产权制度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状况，以来自《政治风险报告》中的“掠夺风险”作为衡量制度发育水平的指标，度量了不同政权之间的制度起源的差异。该制度指标和移民死亡率之间的第一阶段回归关系很强。例如，仅移民死亡率解释了超过25%的制度差异。我们采用简化模式发现制度是人均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估计过程简洁且相对OLS更有效。最终结论表明接近75%的跨国收入差异可以被制度差异解释。我们认为其相关关系并非由异常值导致。例如，即使在样本中去掉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国，相关性仍然显著；而排除了非洲之后，结果亦然。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一旦控制制度差异之后，殖民地与赤道的距离（纬度）或者是否非洲的虚拟变量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示，非洲诸国更穷的原因并非源于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制度环境更糟糕。研究的有效性受制于与移民死亡率相关的变量是否也与人均收入相关。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来排除遗漏变量的影响。首先，我们在控制了大量可能与移民死亡率和经济绩效相关的变量之后，讨论制度是否有重要影响仍然至关重要。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推翻结论的证据；当控制了气候、地理、宗教、法律、殖民者、自然资源和耕地质量时，估计结果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结果在控制了现在卫生条件（疟疾发病率）、现在欧洲血统人口比例和民族语言多元化程度之后依然稳健。当然，在研究中控制所有可能与死亡率及经济绩效相关的变量是不现实的。更要紧的是，我们的实证方法还可能反映了移民死亡率通过其他因素间接作用于经济绩效的效应。例如，早起欧洲定居者可能带来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而且至今仍然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工具变量的方法错误地将此效应归于制度。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过度识别检验处理该问题。因为我们的理论认为殖民者的死亡率影响了殖民活动；而殖民活动则影响了早期制度的形成；早期制度又会塑造现存制度，所以我们可以以移民状况及早期制度作为工具变量。然后，我们用过度识别检验证明移民死亡率或者其他工具变量是否对现在经济绩效具有直接作用。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没有发现移民死亡率对经济绩效的直接作用。我们没有发现其他指出移民死亡率和制度关系的学者讨论疾病在人类历史中的影响，如McNeil（1976）、Crosby（1986）和Diamond（1997）。Diamond（1997）强调了发展差异，但是其理论基于地理因素对新石器革命的决定作用。他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和近代发展分化的潜在原因，而这正是本文的主题。Gann&Duignan（1962）、Robinson&Gallagher（1961）、Denoon（1983）和Cain&Hopkins（1993）强调美国和新西兰等不同于其他殖民地，而且认为这些差异是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该文并未探讨死亡率、移民和制度之间的联系。我们的观点与讨论殖民地经历对制度影响的文献最为接近。Hayek（1960）认为英国普通法传统优于拿破仑时期为限制司法干预国家政策而发展起来的法国民法传统（Lipset,1994）。最近，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8、1999）实证说明了殖民者和法律传统对现在制度的重要性。例如，他们证明了普通法国家具有更加完善的产权制度和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与此类似，North、Summerhill和Weingast（1998）认为英国殖民地相对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更加繁荣，因为从英国输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加先进。Landes（1998，第19、20章）强调从英国输入这些殖民地的文化的重要性。与关注殖民者的研究方法相反，我们强调殖民地的特征。具体而言，我们的理论和数据并不关心殖民者，关心的是欧洲殖民者是否能够在殖民地安全地定居：哪些无法定居的地方只能输入恶劣的制度。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与Engerman和Sokoloff（1997）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将制度归于当地禀赋。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与许多试图解释制度和发展关系的文献相关，如Bertocchi和Canova（1996）以及Grier（1999）探究殖民地经历对战后经济发展的效应。两-3-篇文献甚至正如我们一样通过工具变量处理制度的内生性问题。Mauro（1995）采用民族语言多元化程度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Hall和Jones（1999）采用距离赤道的远近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工具变量，因为距离赤道的远近与是否接受西方影响相关，西方影响导致良好的制度。这些工具变量的理论说明无法令人信服。无法轻易说明奴隶制时期比利时对刚果或者西方对黄金海岸的影响改善了制度或者管理。民族语言多元化更可能是内生的，特别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市场经济出现时多元化在欧洲彻底消失（Weber,1976;Anderson,1983）的事实。两篇文献在计量方面的问题是工具变量与经济绩效可能直接相关。例如，Easterly和Levine（1997）认为民族语言多元化通过政治动荡影响经济绩效，Bloom&Sachs（1998）和Mellinger&Sachs（1998）认为气候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气候影响发展的观点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Montwsquieu（1989），主张低收入和独裁专制更可能出现于气候温暖的地区。如果这些变量确实存在直接影响，那么他们就不是恰当的工具变量，也无法证明制度的重要性。我们的优势在基于控制的变量（100多年以前的移民死亡率对现在经济绩效没有影响），而不是通过其对制度的影响。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我们的结果证明距离赤道的远近对经济绩效没有独立的影响，否定了Hall&Jones（1999）采用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本文第二部分列举了我们的假设，并提供相关的历史证据支持；第三部分展示用人均GDP对制度指数的OLS回归结果；第四部分描述了制度的工具变量，即殖民者潜在的死亡率；第五部分得出结果；第六部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第七部分总结全文。II理论假设与历史背景我们假设死亡率影响了移民，移民影响了早期制度，早期制度塑造了现存制度。在该部分我们探讨并证实该假设。第一小节讨论死亡率与移民倾向的联系，第二小节讨论殖民政策的差异，第三小节转而讨论制度的存续。2.1死亡率与移民活动移民死亡率是影响欧洲移民的关键因素。Curtin（1964，1998）描述了英法新闻公开报道殖民地死亡率的情况。例如，早期的欧洲移民试图在西非沿岸定居，但因为疫病丛生导致的高死亡率而失败。“自由省”欧洲人的死亡率高达46%，Bulama（1792年4月到1793年4月）死亡率高达61%，在萨拉利昂公司时期（1792-1793）72%的欧洲殖民者死亡。在MungoPark远征中（1805年5月到10月），87%的欧洲人死在了冈比亚到尼日尔的陆上征途中，而且在远征结束之前欧洲人无一幸免。即使在当时如此高的死亡率对欧洲人而言也是极度令人惊骇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最先认识到非洲疾疫丛生的环境的是那些早期清教徒移民。他们决定移民北美而非圭亚那的原因便是圭亚那的移民死亡率太高（参见Crosby，1986，第143-144页）。另外一个例子是Beauchamp委员会1795年重新审议将那些原本流放到美国的英国囚犯流放到何处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提案是距冈比亚河400英里的Lemane岛，但委员会驳回了该项提案，因为那里的死亡率即使对于囚犯来说也实在太高了。同理，委员会因为健康原因否决了把罪犯流放到西南非洲。最终的决定是将囚犯们流放到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扩张与当地的居住条件息息相关。高死亡率的地方缺少吸引新移民迁入的激励。例如，Curtin（1964）论述了英国在西非的殖民活动是如何因为第一年高达50%的死亡率而宣告破产的。2.2殖民类型与殖民活动历史证据不仅支持了存在多种殖民类型的事实，而且证明了欧洲殖民者到达与否影响殖民类型的关键因素。Gann和Duignan（1962）、Robinson和Gallagher（1961）、Denoon（1983）以及Cain和Hopkins（1993）等历史学者都论述了殖民者“大聚居”并形成生活方式仿照宗主国的“殖民地区”的发展经过。Denoon（1983）突出强调了殖民地形成了殖民者希望的代议制制度，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及-4-参与贸易致富的能力。Denoon强调“在殖民地的制度中，毫无疑问存在资本主义的成分。土地与牲畜的私有产权制度很早就已经建立”（第35页）。在许多案例中，当殖民地因故没有建立欧式制度时，移民将准备为此与宗主国对抗。澳大利亚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许多澳洲移民都曾是英王的阶下之囚，而土地则多掌握在那些狱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