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民国时期的海派服装风格

盘点民国时期的海派服装风格从基本形式上看，男女服饰均为30年代的延续。但风格却愈加西化，海派时髦为全国效仿，海派西装与海派女装、裘革服装成为民国时期的时尚。海派服装的源起开埠之初，上海只有专做中式服装的苏广成衣铺。随着外商沙船邮轮来沪日渐增多，黄浦江沿岸一带就有不少中式裁缝上船为洋人修补洋服，并在拆洗和修补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洋服的缝制技术。当时，把这些拎着包裹和缝纫器具到外轮上兜揽加工洋服生意的人称作“拎包裁缝”或“落河师傅”。由于加工洋服的收入十分可观，日积月累，拎包师傅们便攒下钱来，先后在四川北路一带开设了不少洋服店，专为外侨和洋行职员、富家子弟缝制洋服。上海第一家有相当规模的洋服店，是开设在四川北路8号的“和昌洋服店”，它以承包租界工部局的制服而享誉沪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派服装起源于四川北路。中式服装与西式服装的裁缝流派由于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仍以穿中式服装为主，因此为了区别起见，便把专做中装的苏广成衣铺称作“本帮裁缝”；把专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称作“红帮裁缝”；此外，还有专做布类制服的“大帮裁缝”；统称“三帮”。又由于洋服店是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又以“奉帮裁缝”人数最众、技术最高、势力最大。红帮裁缝Tip:中国最早的洋服店——荣昌祥呢绒洋服店南京路上最早出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洋服店，是1910年由奉化江口镇人王财运开设在西藏路拐角处（即市百一店现址）的“荣昌祥呢绒洋服店”，拥有8开间街面楼房。铺面经营零剪呢绒和定制加工西服；二楼经营批发业务，内设工场，共有从业人员近百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洋服店，全部资产达10万银元之巨。名闻遐迩的上海“荣昌祥呢绒洋服店”王财运的父亲王滨谟原系中式裁缝，后东渡日本学习洋服制作技艺。王财运子承父业，他的门生也都是家乡子侄晚辈，后来，这些门生又各自自立门户，如王才兴、王和兴昆仲开设的“王兴昌”，王辅庆开设的“王顺泰”，王廉芳开设的“裕昌祥”、王丰富、王丰来开设的“王荣康”，王士东开设的“汇利”等洋服店。由于这些洋服店都开设在南京路，故当时商界有“南六大户”之称。此外，王财运门生在闹市中衢其他路段开设的洋服店还有王继陶的“汇丰”，王正甫、王介甫的“洽昌祥”，王增表的“开林”等。由此不难窥见“奉帮裁缝”对海派服装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据当时出版的一本《甬光》初集记载，三十年代，奉帮在上海开设的洋服店多达90家，另有28家是经营女子时装的。另据资料统计，1937年在今黄浦区的区域里，就有奉帮西服店35家。上海“荣昌祥”创始人王才运海派服装的典范——培罗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上海人穿西服的越来越多，西服店也就越开越多。市场竞争的激烈，使西服的缝制质量相应提高，品种日益增多，风格趋于多样，有罗宋派、英美派、日本派、犹太派等，而海派西服则广泛吸取了各派特点，以全面讲究质量而博得消费者的青睐。“培罗蒙”就是海派服装的典范。昔日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培罗蒙西服店“培罗蒙”创办于1934年，开设在南京西路284号，创始人许达昌始终把产品质量作为立店之本。他以高薪聘请了从哈尔滨学艺归来的名师庄志龙、王阿福、鲍召海和沈雪海，业内称“四大名旦”，及方阿土、吴德才、阿阳、阿根“四小旦”。对服装的缝制，他不求迅速，重在质量，缝制一套西服，工艺全过程不下60小时。制作的服装无一不平、直、挺，成为独树一帜的海派西服。培罗蒙创始人许达昌当年和大徒弟戴祖贻的合影一般地说，当时南京路上各大西服店缝制的西服，面料高档，款式新颖，做工精细，工价也比较高，做一件西服往往要七工人工，行内称为“七工师傅”；四川路的西服店多数花五工人工，被称作“五工师傅”。“王兴昌”使海派西服名扬四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西服店都有自己的看家绝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裤呢中式大衣风靡上海滩。尽管当时不少西服店都缝制马裤呢大衣，但以南京路“王兴昌”的产品最负盛名。这是因为“王兴昌”选用了德国进口的优质“孔士牌”马裤呢作面料，并采用精细的制作，因此自然在消费者中口碑载道了。由于名店和名师的代代相传，制作技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使海派西服名扬四海。上海女子时装开山祖师——赵春兰上海女子时装业的兴起，稍迟于男子西服业。它的创始人当推上海浦东川沙县赵家宅的赵春兰。他从小继承父业，学习本帮裁缝。1848年，他23岁时，在一基督教牧师家做裁缝，才开始接触到女式洋服，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来，他随牧师去英国学艺三载，艺成回国，在南市曲尺湾开了一家专做女子洋服的成衣铺，收的徒弟都是同乡亲属中的子弟。因此，与男子西服业“奉帮裁缝”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迥异其趣，女子时装业的最初几代技师，毫无例外地都是浦东人。民国时期女装上海的女子时装的“黑白”两大派别由于当时上海女子中穿时装的风气尚未形成，女子洋服铺的营业对象主要为洋人家属，与男子西服业相比，生意要清淡得多。不少女式裁缝纷纷南下或北上，以求谋生。后来，那些北上谋生的都擅长缝制女式呢大衣、西装和茄克衫，被称作“硬货师傅”（也叫“黑货师傅”）；而南下的则以缝制女式内衣、衬衫、浴衣、晨衣、夜礼服、连衣裙等著称，被称作“软货师傅”（也叫“白货师傅”）。上海的女子时装由此分为“黑货”和“白货”两大类。Tip: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女子时装店——鸿翔时装公司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女子时装店，是1914年由浦东南汇人金鸿翔、金仪翔昆仲创办的“鸿翔时装公司”。他们是海派女子时装鼻祖赵春兰的第四代传人，曾北上谋生。开业之初，针对沪上女界尚未盛行西式时装的实际情况，他们专门设计制作了一批揉和女子洋服工艺的新潮旗袍，在橱窗内陈列，对女装的改革和中西服装的合璧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上海女性的穿着观念开始解放并日趋西化，鸿翔时装公司不失时机地利用新生工艺、吸收西洋时装之长，结合上海女性的体态特点和审美趣味，创新设计了一批中西结合的新颖女子服装，受到新派摩登女子的青睐，并逐渐风行开来。随着“鸿翔女子时装”的名声大振，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一带，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一批女子时装店，经营品种以各种刺绣内衣，晨衣、夜礼服等“白货”为主，做工精细，款式新颖，在海内外享有口碑。当时来沪的不少外侨女郎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到上海不去晏芝路（同孚路的外语名称）做礼服，可以说是虚此一行。翔时装公司创始人金鸿翔鸿翔时装公司从1914年在静安寺路张家花园（今泰兴路）择吉开张（仅有三开间店面）起，规模逐渐扩大，1928年，盘进升发时装公司（今南京西路863号），将门面扩大到六开间；1932年，该公司在西藏路703号开设了一家支店，不久即迁往南京路（即今日的鸿翔时装公司东号）。早期的鸿翔时装公司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对“鸿翔”积极响应“提倡国货”，备有大量国产面料为顾客定制时装的经营作风十分赞赏，欣然命笔题写了“国货津梁”的大字匾额，以志褒扬。在三十年代，孙夫人宋庆龄也为鸿翔时装公司题辞：“推陈出新，妙手天成；国货精华，经济干城”。鸿翔很早就为宋家女眷做衣服了，而宋庆龄尤其喜欢鸿翔做的旗袍后来宋家三姊妹的衣柜里都有了鸿翔的旗袍，她们在中国的影响力让”鸿翔”也名满天下。“鸿翔”之所以能在时装竞争中力挫群雄，一枝独秀，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重视服装设计，不断以新潮款式领先市场，赢得时代女性的垂青。金鸿翔不惜重金，礼聘外籍服装师设计新款时装，力求造型新奇，款式别致，配色调和，做工精细，形成独特的风格。1934年，鸿翔时装公司在静安寺路大华饭店举行规模盛大的时装表演会，特邀名噪一时的影星胡蝶、阮伶玉、徐来以及社会上的名媛淑女莅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194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婚礼大典，“鸿翔”闻讯特地精工绣制了一件礼服作为贺礼，事后，英国女皇亲笔签名发来了谢函。蝴蝶对鸿翔情有独钟，在蝴蝶与潘有声的婚礼上，金鸿翔设计了一件绣满100只蝴蝶的婚纱礼服，当蝴蝶以高票当选为电影皇后时，鸿翔成为了中国最大、最成功的时装公司。专为外籍女性服务的高级时装店——“朋街”当时，上海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开设的女子时装店。今天驰誉海内外的朋街服饰公司，就是由德籍犹太人立西纳于1935年创办的。当初，立西纳为了躲避法西斯纳粹的迫害，只身从莱茵河畔逃到黄浦江畔，在南京东路61号二楼开设了一家专为外籍女性服务的高级时装店，店名“朋街”是借用他家乡的一条街名“BongStreet”来命名的，以慰藉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四十年代是上海女子时装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开业的商店不断增多，淮海路、福州路、湖北路女子时装店鳞次栉比，在数量上大有超过男子西服店之势。在女子时装业空前繁荣的基础上，上海第一届时装业同业公会于1946年成立，金鸿翔出任首任董事长。海派商业服装的旁枝——裘革服装业与海派男子西服业和女子时装业的发生发展几乎同步，上海的裘革服装业自形成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成为海派商业服装的旁枝。上海的裘革服装业，最初是从浙江嘉兴传入的。乾隆年间。嘉兴城内有一家专门经营“以绸易裘”业务的“潘裕记”绸缎庄，每年都把江浙一带的丝绸贩运到北方去，南返时则带来北方的皮货。约在同治年间（1864年左右），“潘裕记”在上海城内开设了第一家专营皮货的商号店肆，之后，在南市小东门、四牌楼学院路一带又陆续开设了一批皮货店，计有“王万兴”、“王万顺”和“乾发源”皮货店。19世纪中后叶，随着上海租界商业的兴起，原先开设在城里的不少皮货店开始陆续向租界转移。“乾发源”从十六铺迁到抛球场（即河南路南京路拐角处），并正式定名为“乾发源”皮货局，由于生意兴隆，引来不少同行，于是这一带又先后出现了“源珄泰”、“郑祥泰”、“庆庆和”、“恒润祥”、“天发祥”、“大集成”等皮货局。俗话说“店多成市”，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抛球场一带渐渐成为上海裘革服装业的集中地之一。据有关统计资料，1930年，上海全市的裘革皮货商已发展到34户，此外，还有专营外侨翻毛女大衣的商店5户，专营皮货批发的商店6户，总数达45户，是裘革服装业发展的第一个巅峰。目前在上海有“皮货大王”之誉的大集成皮货服装公司，就诞生在二十年代末。它原是“乾发源”的一家分店，羽翼丰满后，居然一举吞并了总店，成为本市服装业绝无仅有的典型个案。穿着裘皮大衣的民国女子“大集成”经营的服装皮货品种繁多，既卖服装成品，也售裘革毛皮原料，而且高、中、低档商品一应俱全，适应了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当时，走进“大集成”，犹如步入了动物世界，各地珍贵毛皮，应有尽有，而且加工精细，做工精湛，赢得消费者的交口称赞，声誉日隆。如果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抛球场一带是海派裘革服装的集中地，那末到了三四十年代，原先还十分冷落的静安寺路西摩路（今南京西路陕西路）附近，也逐渐形成了另一个裘革服装集中地。这些皮货店大多由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经营，因为这一地段靠近上海西区──旧上海的高尚住宅区，裘皮生意便渐渐地兴隆起来。当时，有一个谙熟裘皮硝、缝技艺的南京人陈长华，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在抛球场附近的四川路宁波路开设了一家“陈长记”皮货店，擅长精制翻毛皮大衣，销售对象为来沪的国外旅游者。数年后，陈长华年迈，由长子陈金荪继承父业。陈金荪为人精明，极善经营，看准了裘革业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的潜在发展优势，就从一俄罗斯人手中盘下了一爿店面。由于附近已有两家皮货店分别取名“西比利亚”和“西伯利亚”，为了与洋人经营的皮货店争个高低，陈金荪便把自已的店取名为“第一西比利亚”，并用“虎啸”作为商标。他不仅起用一个名叫地在夫的俄罗斯人作经理，还把“陈长记”的主要技术力量转移到“第一西比利亚”。在陈金荪的经营下，“第一西比利亚”终于闯出了新路，成为当时对洋人皮货店构成相当威胁的竞争对手，声誉鹊起，名闻遐迩。老上海西伯利亚皮货店综上所述，裘革服装业就其在上海地区的数量和发展规模而言，虽不能奏响海派商业服装的主旋律，但作为一支协奏曲，仍有其辉煌一一席之地。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裘皮服装再度风摩上海，形成上海裘革服装发展的第二个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