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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asaHobby思考作为一种嗜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得出了思考分三种等级的结论。后来思考成了嗜好,我进而得出了一个更加离奇的结论,那就是:我自己根本不会思考。那个时候我一定是个很让大人头疼的小孩。当然我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了,但却记得他们一开始在我眼中就是如何不可理喻的。第一个把思考这个问题带到我面前的是我文法学校的校长,当然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结果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些小雕像,就在他书桌后面一个高高的橱柜上面。其中一位女士除了一条浴巾外一丝不挂。她好象被永远地冻结在对浴巾再往下滑的恐惧中了。而不幸的是她没有手臂,所以无法把浴巾拉上来。在她的身边蜷伏着一头美洲豹,好象随时都会往下跳到档案橱柜最上层的抽屉上去,我懵懵懂懂地把那个抽屉上标着的A-AH理解成为猎物临死前绝望的哀鸣/惨叫。在豹子的另一边端坐着一个健硕的裸体男子,他手肘支在膝头,手握拳托着腮帮子,全然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过了一些时候,我对这些雕像有了一些了解,才知道把它们放在正对着犯错的孩子的位置是因为对校长来说这些雕像象征着整个生命。那位裸体的女士是米洛斯的维纳丝。她象征着爱。她不是在为浴巾担心,而是忙着显示美丽。美洲豹象征着自然,它在那里显得很自然而已。那位健硕的裸体男子并不痛苦,他是洛丁的思索者,一个纯粹思索的象征。要买到表达生活在你心中的意义的小石膏像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我得解释一下,我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为我最近做过或者没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不堪教化的。其实应该说,我是顽劣不羁,头脑迷糊的。大人们从来不讲道理。每次在校长桌前接受处罚,那些雕像在他上方白晃晃地耀眼时,我就会垂下头,在身后紧扣双手,两只鞋不停地蹭来蹭去。校长透过亮晶晶的眼镜片眼神暗淡地看着我,:“我们该拿你怎么办呢?”哦,他们要拿我怎么办呢?我盯着旧地毯更狠命地蹂躏我的鞋。“抬起头来,孩子!你就不能抬起头来吗?”然后我就会抬起头来看橱柜,看着裸体女士被冻结在恐惧中,健硕的男子无限忧郁地凝视着猎豹的后腿。我跟校长没什么好说的。他的镜片反光,所以我看不到镜片后面有什么人性的东西,所以没有交流的可能。“你从来都不动脑筋思考的吗?”不,我不思考,刚才没思考,也不会思考——我只是在痛苦地等待接见结束。“那你最好学一学——你学了吗?”有一次,校长跳起身来伸手取下洛丁的杰作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的桌上。“一个人真正在思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毫无兴趣地看了看桌上的男子,什么也没弄懂。“回你班上去。”显然我是缺了点什么。大自然赋予其余的所有的人第六感觉却独独漏掉了我。一定是这样的,在回班上去的路上我想着。因为无论我是打烂了玻璃窗,不记得波义耳法则,还是上学迟到了,我的老师们都会千篇一律地得出一个答案:“你为什么不会思考呢?”要我说,我打碎了玻璃窗是因为我想用板球打杰克.阿尼没打着;我记不住波义耳法则是因为我根本没想去记;迟到了是因为我更喜欢在桥上看河水。事实上,我是邪恶的。难道我的老师们是那么的善良,以致于无法理解我的堕落深度?他们是那种心地清澈,不受折磨,凭那神秘的思考指导每一个行动的人?整件事情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更小一点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思索者塑像也是令人迷惑的。我才不相信我的哪位老师思考的时候是不穿衣服的。我象那些生来耳聋却决意苦苦寻求声音的人一样观察着我的老师们,想要了解思想。那时有位豪顿先生,他总是要我思考。他带着谦逊的满足告诉我他自己就动过一点脑筋思索过。那么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酗酒?莫非酗酒其实比外表看起来更有意义?而如果不是这样,酗酒事实上损害健康——豪格先生无疑被酒毁了的——那他为什么还成天谈论纯净的生活以及新鲜空气的好处?他一边说一边还会象一位常年在山峦间行走的人那样伸开双臂,说:“新鲜空气对我有好处,孩子们——我知道的!”有时候讲到兴头上,他会从讲台上跳下来,把我们一窝蜂地赶到外头去。“现在,孩子们!深呼吸!感觉上帝创造的美好气流直接进入你们的体内!”他会站在我们面前,为他的健康而欣喜,好象他一个常进行户外活动的人。他会叉着腰,深深地吸一口气。你能听到风被他的胸腔堵住,遇到障碍物艰难前进发出的声音。他的身体因为不习惯这样的感觉而摇摇晃晃,脸色变得惨白。他会步履蹒跚地走回讲台,然后瘫软在那里,一个上午都缓不过劲来。豪顿先生喜欢发表关于美好的、清心寡欲、尽职尽责生活的独白。但是在发表这些独白的间隙,如果有个女孩经过窗前,灵巧的小脚发出轻轻的脚步声。他就会停下他的演讲,脖子不由自主地扭转过去,一直目送她走出视线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不是受思想,而是受他后颈里某个看不到却无法抗拒的发条的控制。我对于他的脖子十分感兴趣。通常它在领口上方稍稍凸出。但是豪顿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和美国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而且——由于谁也弄不懂的逻辑——对两个国家都深恶痛绝。无论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在时事中表现突出,他都对它没有好感,任何论证都无法说服他。他会捶着桌子,脖子胀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他会叫道:“但是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而且我知道我想什么!”豪顿先生用他的脖子思考。还有帕森小姐。她要我们相信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幸福,但是即使是那个时候凭着我小孩子神秘的的直觉我都知道,她最希望得到的是她从未得到过的丈夫。还有汉兹先生——等等。我要对我的老师们进行详细的分析是为了介绍一下通常被称为思想的本质。通过他们我发现思考通常是充满了无意识的偏见、无知和虚伪的。在训诫无私的纯真的时候它的脖子却为了短裙而执意扭曲。从技术上而言,它娴熟如同商人玩高尔夫,诚实如同政客的意图,或者——更接近我自己的领域——有条理如同大多数写出来的书。这就是后来被我称作第三等级的思考,虽然事实上称它为感觉更为恰当。诚然,偏见里是有无辜的成分,但是在那时我对第三等级的思考的态度是毫不宽容的蔑视和不假思索的嘲笑。我以驳斥一位憎恨德国人却主张爱我们的敌人的虔诚女士为乐。她让我懂得了和第三等级思考者打交道的一个重大的真理。因为她,我不再轻易地拒绝百分之九十的人可能经历过的精神过程。他们高度地团结一致。我们最好尊重他们,因为我们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势单力薄。一大堆第三等级的思考者,众口一词,籍着自己的偏见温暖双手,他们是不会感激你指出他们信仰中的矛盾的。人是一种爱群居的动物,就象牛喜欢沿着山坡的同一条道路吃草一样喜爱共识。第二个等级的思考是对于矛盾的觉察。难倒那位可怜而虔诚的老太太的时候我达到了这个层次。第二等级的思考者虽然常常回会犯另一个错,落在后面,但他们不会轻易地被吓倒。第二等级思考是一种警醒状态下的退缩。这种思考成为我的嗜好,给我带来满足干的同时也带来孤独感。因为第二等级思考具有破坏却没有创造的能力。它让我在冷眼看着人群为国王陛下欢呼的时候觉得这样的喧嚣不知所谓,却没有提供什么可以替代这样强烈爱国精神。但是这样的思考还是有好处的。听人们以狐狸喜欢这样的待遇为理由为他们捕猎狐狸,把它们撕成碎片的习惯辩护,我们的女首相谈论通过逮捕尼赫鲁和甘地这样的人跟印度协商的好处,美国政客们可以刚谈完和平转身就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时候,是的,还是有令人高兴的时刻的。但是,当我渐渐长大,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不得不承认豪顿先生不是唯一一个无法抗拒脖子里的发条的人。我也一样感觉到了强大的自然之手的力量,开始发现指出矛盾有可能代价昂贵,也可能是有趣的。比如说,曾经有个严肃而迷人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露丝。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第二等级的思考对于宗教来说是一种威胁,象九柱游戏里的小柱一样把宗教流派各个击破。我象个第三等级的思考者一样假惺惺地任由她改变我的信仰。她是一个卫理会会派教徒——至少,她父母是,因此而露丝也得是。但是,呵呵,露丝没有用圣灵的精神来转化我,而是愚蠢地用她可爱的小嘴试图说服我。她声称圣经(詹姆士国王版)逐字逐句都是得到启示而来的。我反驳说天主教徒信仰圣杰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而这两本书是不同的。争论顿时卡壳了。最后她说有那么多卫理会会派教徒,他们不可能是错的,几百万的人都错了,可能吗?这太简单了,我倔强地说(你越接近露丝,她就越好接近),罗马天主教徒也为数众多,他们也不可能是错的,他们有几亿人,可能都错了吗?她眼中扑闪着疑虑。我伸手揽过她的腰屏住呼吸低声说,如果算人数,我该捐钱给佛教徒。露丝的确是为我好,因为我人这么好。但是我的手臂加上那些数不胜数的佛教徒实在让她无法忍受了。那天晚上,她父亲来拜访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副面红耳赤,义愤填膺的样子。我为发生过的事情受到了盘问。幸好我们当时都才十四岁。我失去了露丝,却冤枉地担上了准浪子的名声。所以第二等级思考可能会是危险的。我记得我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了解到了这一点后从第二等级的高度对第三等级的局限性作出了一番评论。一天晚上,我一个人来到学校的礼堂为一个聚会做准备。校长室的门是开着的。我走了进去。校长已经不再把洛丁的思考者重重地板在桌上作为年轻人的榜样了。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多的侯选者,那些雕像还在老地方,在那橱柜顶上白晃晃的落满尘埃。我站在一把椅子上把他们进行了重新的排列。我把披着浴巾的维纳斯放在档案橱柜上,这样顶层抽屉就接住了她在性感的骚动中发出的喘息:“A-ah!”那个怪异的思考者,我把它放到了橱柜边缘,这样他好象在朝下盯着那条浴巾,等待着它掉下来。第二等级思考虽然让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兴奋,却无法令人满足。寻找比我们年长的人的缺陷助长了年轻的自我,却无法让人觉得安全。我发现第二等级不仅是指出矛盾的力量。它带着游泳者离开岸游了一段距离,然后把他留在那里,束手无策。我判定本丢.彼拉多就是典型的第二等级思考者。“什么是真理?”他问道,一种十分常见却总出现在争论的末尾而不是开头的第二等级思考m67。还有更高一级的思索问过“什么是真理?”后就开始去寻找它。但这些第一等级思考者是十分罕见的。他们没有亲自来我的文法学校但却藏在书籍里。我向往他们是因为我雄心勃勃,因为我现在发现自己的嗜好如果不能更进一步就不能令人满意。如果你出发去爬山,不论你爬了多高,只要没到顶就不算成功。在牛津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真的碰到过一个第一等级的思考者。当时我在麦格德林鹿公园的一座小桥上往下看。一个小个子蓄着胡子戴着帽子的人走过来站到我身边。他是从纳粹德国逃到牛津来暂时避难的,他的名字是爱因斯坦。但那个时候爱因斯坦教授还不懂英文,而我只知道德文的几个单词。我向他微笑,想以这样无声的方式向他传达所有英国人对他的友爱和尊敬。有可能——我得承认——我觉得此刻是两个第一等级思考者肩并肩站着。然而我怀疑我的表情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无形的敬畏。我愿意用我懂得的希腊语、拉丁文、法语和大部分的英语来换取足够的德语来跟他交流。可是我们却咫尺天涯,他象我的校长一样不可理解。我们一块在桥上站了大约五分钟,不可否认是作为一个第一等级思考者和心情激动的景仰者。真不愧是伟人,爱因斯坦教授意识到任何联系都比没有好。指着河里游动着的一条鲑鱼。他说:“鱼。”我的头脑一阵晕眩。我在这里,和伟人并肩,却和真正的第三等级思考者一样无助。我拼命想作出点表示,告诉他我也一样尊重纯粹的推理。我不住地点头。然后忽然灵光乍现,我用掉了我一半的德语词汇说道“鱼,是的,是的。”我们肩并肩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爱因斯坦教授飘然而去,身形间仍然洋溢着善意和亲切。我也可以成为第一等级思考者的。即使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我也是心无挂碍的。政治和宗教系统、社会风俗、忠诚和传统,都象腐烂的苹果纷纷从树上掉落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嗜好,板球的明智替代品,因为你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思考。最后我想出了为第一等级思考辩护永远的理由:它的标志、印记和章程。我设计了一个连贯的生活体系。这是一个道德体系,完全合乎逻辑的道德体系。当然,我很乐意承认,要世界按我的思考方式转化将是困难的,因为我的体系废除了诸如大公司、中央政府、军队、婚姻等等之类的琐事。又是露丝的问题。我曾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站在我这边,他们现在仍然站在我这边。但是我的熟人都不见了,带着他们的女孩子消失了。姑娘们好象对世界的现状出奇的满意。她们用一只戒指来衡量那个毫无意义的仪式。小伙子一方面愿意对婚姻带来的一连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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