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科技翻译译者主体性研究

明清时期科技翻译译者主体性研究摘要：明清时期是我国科技翻译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基本上由传教士与士大夫合作完成。两种文化背景下合作完成的一本更加能够体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操纵。本文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方面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期望可以为明清时期科技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关键词：科技翻译，明清时期，主体性Abstract:MingandQingDynastyisanimportanteraofScienceandTechnologytranslation,duringwhichthepriestandChinesegovernmentofficerworkedtogethertoproducealotoftranslationaltext.Thespecialcorporationfromtwototallydifferentculturesgaveastrongindicatorofsubjectivityoftranslationtext.Thispaperanalyzedthemanipulationfromthreeaspects,ideology,poetics,andpatronage,andisaimedtoprovidesomesuggestionforScienceandTechnologytranslationofMingandQingDynasty.KeyWords:ScienceandTechnologytranslation,MingandQingDynasty,Subjectivity引言纵观译史,中国翻译活动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翻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外来译者有关。无论是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还是长达数百年的科技翻译与西学翻译,都离不开外来译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促使近代各科技领域相继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无疑,这些外来译者在这次翻译高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传教士来华,其目的就是传教,怀着如此使命的传教士的科技翻译活动有何特点?具体说来,在科技翻译活动中他们作为译者的主体性有何特殊的体现?本文拟考察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的译者主体性的几个重要方面,以期加深对该时期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特点的了解,进而对翻译主体性研究提供一点启示。1.明清时期科技翻译历程十六世纪后期,马丁·路德进行的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教改革席卷整个欧洲,夺去了天主教在西欧、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并将势力发展到北美。为了叩开远东古老中华帝国关闭的大门,又不使中国人感到他们侵略扩张的异志和争取新教徒,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采用“学术传教”的方针,宣传教义。先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知名的有七十多名,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等。据统计,此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著译书籍约三百多种。除去宗教宣传书籍外,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舆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学等领域。代表作有《欧几里德几何》、《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万国全图》等等。中国的《老子》、《易经》也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了第一批欧洲译本。以舆地学为例,舆地学就是地图学,《万国全图》的翻译使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了五大洲的概念,介绍了欧洲测绘地图的方法。康熙年间的《皇朝全览图》就是聚集传教士的努力,结合中西地图测绘法完成的。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书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在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中国人译者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均、王徵、冯应京、瞿式相等人。尤其是前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六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独译了不少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他阐述的“翻译—会通—超胜”的思想和科技翻译中“理与数”、“言与笔”相互结合的思想,都是极其精彩的。徐光启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出类拔萃的大翻译家。李之藻翻译了十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他创造使用的某些逻辑术语已成为逻辑学的专门术语,沿用至今。2.译者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本质特性。“具体地说,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1]译者的主体性¹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阈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2]。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不仅反映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的再创造,也反映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技巧的运用和对译作预期接受效应的操控等方面。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文本的操控上受三个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LefevereAndrew）2.1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指的是影响我们行动的形式，传统以及信仰”（lefevere），它是基于社会层面进行考虑的。与翻译相关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特定时期在特定社会里可以接受的观点和态度，译者和读者都是基于这种概念来解读文本的。”（Bassnet&Lefevere）社会上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食物都受控于意识形态。翻译也不例外，受控于两方面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对社会的系统理解，包括哲学，政治，伦理，传统，美学以及态度。个人意识形态是指翻译者的个性，生活经验，哲学立场，美学偏好等。明末清初传教士历经艰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虔诚的信仰是支撑他们的力量,也是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从事大量科技翻译工作的原因。自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获准入华传教以来,以其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在对中国社会进行认真的观察和分析之后,适时推出了“科学传教”的策略,希望“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借助一个“暗合的逻辑”———“科学发源于基督教国家,只有基督教徒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以使天主教顺利传入中国并成功发展。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一般而言,天质聪慧,他们的书籍、语言、衣冠及朝廷庞大的组织,整个东方无不对之景仰倍至。因此如果我们能给他们教授科学,不但可以使他们成为专家,而且因此也能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宗教,他们自然会感激所受的大恩。”在中世纪的诸学科中,传教士最熟悉的莫过于与神学有着不解之缘的数学和天文学了。由于教会垄断了对天体的研究和解释,使许多传教士有可能涉猎天文学知识及与此有着密切关系的数学¹。因而他们选择的翻译文本大多跟数学和天文学有关。根据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耶稣会士在1584年~1790年间共译有数学著述20种,天文学著述89种,占科技译著总数131种的83.2%。天主教主张人需敬畏上帝,而要让民众认识绝对真理(即上帝)要有过程,为此传教士们努力介绍“逻辑”，用“数学”、“几何”等知识向中国信徒和儒家士大夫演示完整的逻辑过程,推导“上帝”的存在。1605年,利玛窦开始从事一项“乍看起来与传教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对传教非常有利的工作”[10]458,这就是翻译欧氏几何。“,翻译几册科学书,使中国士大夫看我们怎样尽心研究学术,怎样寻求确实的理由去证明。因此他们可以看到,决不是轻信盲从。”[11]一年后译完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太史(徐光启)意方锐,余(利玛窦)曰:-止,请先传此,请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计其余。”[12]其实,从利玛窦向西方人所作的坦率交待中就可以对此原因一目了然:“徐光启还想把剩下的几何翻完,利神父认为翻的已经不少,已经达到了目的。”[10]458此目的是以数学真理和传教士研究学术的形象向中国人表明天主教是“理性的”宗教,即是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建立的宗教,亦即“决不是轻信盲从”。[10]由此可见，传教士们选择的科技文翻译是受西方宗教意识所操控的，他们通过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对翻译过程的控制实现了意识形态对明清科技翻译的操纵。2.2诗学诗学是除意识形态之外的另一个操纵翻译文本的因素，它是规定文学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概念。诗学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指文学机制，流派，模式，创作原型，情景和象征的集合，另一个部分指的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或者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应该成为的模样。一个文学系统里特定时期内的诗学可以对翻译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可能会接受，消化，吸收一个翻译文本，也有可能反对或是批判一个翻译文本。一次，译者通常都会选择归顺译入语的主流诗学，从而使译本被接受。明清时期的翻译都是由西人主导与中国士大夫合作而成。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让给中国社会形成了“学而官则仕”，以至于中国社会文学形态中的主流诗学掌握在一大批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文人手中，尤其是当朝皇帝。为了顺应中国主流诗学，传教士们主动结交当朝士大夫。为此,传教士们一方面争取士大夫同情,尊重中国习俗，尊重中国文字习惯，与士大夫合作译书。传教士口译，由中国士大夫成文。另一方面竭力投皇帝与官吏所好，通过“俗工奇器”打动之,从而循序渐进地推动天主教的传播。传教士们在实践中发现,最能引起中国人兴趣并增加中国人了解西洋之渴求的,并非基督教的“福音书”,而是西方人的科学和技术。于是他们常应中国人所求而译,译有众多科学类书籍，包括数学、天文、水利、力学、机械、医药、逻辑，从而形成了科技翻译的热潮。自秦始皇起至明清时期，中国就是个大一统的国家，中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以利玛窦在翻译《几何原本》时在该书自序中说:“吾西国千六百年前,天主教未大行,列国多相并兼,其间英士有能以羸少之卒,当十倍之师,守孤危之城,御水陆之攻,,彼操何术以然?熟于几何之学而已。0[22]强调几何之学在军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天主教未流行时诸国混乱不能统一,以此迎合中国国民的大一统思想，迎合中国的主流诗学。2.3赞助人赞助人是除了意识形态和诗学之外的另一个操纵文本的因素。勒菲尔德指出:赞助人是隐藏在文学阅读，写作和改写之后的权利。它可以是特定时期内有影响的个人或者机构例如教会，政党，皇室，出版者或者媒体。这些人通过规范翻译出版和分布来鼓励和推崇他们认为合适的读本，镇压那些他们认为不合适的读本。赞助人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对翻译的影响。译者通常都不会选择与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背道而驰的译本。西方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受教皇的委托来传播天主教的福音。1596年10月,利玛窦在写给罗马一位神父的信中曾这样说:“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是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务必先获得中国皇帝的青睐,准许我们自由传教,假使能办到这一项,我敢说,很快能归化几十万、几百万人,,目前我们不宜归化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主要的是为此伟大的事业做奠基工作,希望有一天仁慈的天主能把这个门敞开。”[15]这说明传教士们时刻受赞助人的操纵，选择有利于他们的翻译策略。除此之外，传教士们在适应中国主流诗学的同时，却不忘传教的宗旨。有人还指出:来华耶稣会士：“所传播的,基本限於欧洲的古典科学,对十六世纪出现的那些最富于革命性、危及封建神权基础的自然科学成就,却缄口不谈。”比如,哥白尼于1543年出版了建立其“日心地动说”的著作《天体运行论》,由于危及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于1616年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耶稣会士在译介天文学时对其持保守态度,无疑是“日心地动说”与其宗教宇宙观相悖有关。通过对文本的选择，体现了传教士受赞助人操控的实质。结语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译者主体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翻译诗学以及赞助人的操控来实现的。译者总是会有意无意地体现出来，主流诗学以一只无形的手推动译者在翻译时顺应译入语文化。而赞助人代表的是一种权利，通常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是学的影响。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著述了大量的西学书籍,涉及诸多学科,掀起了我国历史上一次大的科技翻译高潮。在该时期的科技翻译活动中,传教士利用西学文献的译述进行间接传教,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形态表现为传教士们总是不会忘记传播天主教，主流诗学表现为传教士们在翻译的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迎合。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