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六国论》

1/5六国论（苏轼作品）《六国论》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作品。此文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指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作品原文六国论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2/5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作品译文春秋末年，直至战国，诸侯卿相，都争相供养士人（来）为自己谋划。（上至）那些谋士辩客、善于辩论、善于言辞的人，下至（那些）长于技击、力大无穷（乃至）技能卑下的人，没有不待之以宾客之礼的。（那些）穿着华美的服饰、吃着精美的食物而被安置在上等的馆舍中的士人，（多到）数也数不完。越王勾践有六千门客；魏公子无忌、齐公子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吕不韦都有三千门客；而田文（还）招揽了六万名崇尚侠义的奸猾之徒在薛地安家。齐国稷下的辩士也有上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招揽了无数门客。下至秦汉年间，张耳、陈余号称“多士”（可译为有许多门客），所豢养的宾客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而（甚至）田横也有五百名门客。那些约略可以从传记中的人就像这么多，（可以）料想其他的（不见于史传的士人）应当是官吏的数倍或是农夫的一半了。这些人都是使唤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老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国家又如何能承受得起呢！我认为：这是古代先王所不能免除的。国家中有奸猾之徒，就好像鸟兽中有猛禽猛兽，昆虫有（带）毒螯（的虫子）一样。分门别类、区别对待，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处境，就能够使他们为自己所用了，把他们全部铲除干净，就不是正确的方法。我考查世事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而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就是由此造成的，不能够不加以省察啊。3/5那些有智谋、有勇气、有辩才、有能力的人，这四类人都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他们）大多不能穿破旧的衣服，吃粗陋的食物来供养别人，都是使唤别人来供养自己的人，因此前代的君王把天下的富贵分给这四类人和他们共同享用。这四类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前代的君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立选拔制度，使他们通过同一种方式选拔产生。夏商周以前由学校中选拔产生，战国直到秦代由客卿中产生，汉代以后从郡县制中产生，魏晋以后从九品中正制中产生，隋唐直到现在从科举制度中产生。虽然并非完全如此，（我只是）选择其中比较多的现象论述。六国的国君暴虐地奴役百姓（的程度），不亚于秦始皇、秦二世，然而当时的百姓没有一个反叛，因为（当时）凡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大多被作为客卿供养起来了，各有各的职守。那些努力耕种来奉养上等人的人，都是愚钝而没有能力的人，（他们）即使想要反叛，但是没有人充当他们的带头人，这就是六国之所以稍稍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啊。秦始皇起先要驱逐客卿，因为李斯的言论而作罢；吞并天下之后，就认为客卿没有用处了。于是凭借法制而不凭借人治，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好），认为官吏不一定要有才能，选择能够遵守自己的法令（的人）就行了。因而毁坏名城，诛杀豪杰，（使得）民众中优秀杰出的人流散回归到田亩之中。先前那些被四公子吕不韦之流的人所供养的人，他们都回到哪里呢？不知道他们是（甘愿）面黄肌瘦地老死在普通百姓之间呢，还是会放弃耕种长声叹息来等待时机呢？（显然是后者）秦朝的动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的时期，然而假如秦始皇知道担忧这四类人，使他们各有各的职守的话，秦国灭亡不至于像这样迅速。把上百万的虎狼放纵到山林中而使他们饱受饥渴，不知道他们将要吃人，世人都认为秦始皇明智，我不相信。楚汉争战的祸乱，老百姓都差不多了，豪杰应当（也）所剩无几了，而代国的丞相陈豨经过赵国的时候，跟随的车辆有上千乘，萧何曹参当政，也没有禁止过。到文帝、景帝、武帝的时候，法令极其严密，但是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类的人，都争相招致宾客。是不是以秦朝的祸乱为警戒，认为功名富贵4/5不能完全约束天下的士人，因而稍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使得有人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被选拔出（而不留在民间成为隐患）呢？至于前代帝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子学习道理就知道爱人，普通人学习道理就容易驱使。”哎，这哪里是秦、汉两代所能比得上的呢？作品鉴赏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古时的秦部落为商纣之臣商盖氏，被成王征伐后迁至邾吾以御戎狄，立国条件非常恶劣，可以说危机感从分封之日起就一直伴随在秦国国君身边，以后秦国西灭戎狄，南并陇蜀，扩充国土，休养生息，变法图强，致使国力大增，秦穆公更是做到了春秋五霸之首，只不过秦穆公其时称霸仅仅是替天行道，代周朝讨伐不义，攘诸侯以安王室，不曾想到要去问一问周朝九鼎有多重。当时天下大势，周朝已是积贫积弱，诸侯实力却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问鼎中原统一中国之大事任谁也不敢去想更不用说去做了，只是由于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中原诸侯之间或安于现状不思发展，或因蝇头小利兵戈相见，或淫秽奢侈之风盛行，最终导致各国国力渐弱积重难返，而此时天下人心思定，连年征战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都向往着能够远离战争，安居乐业。而此时的秦国却由于百年来的招贤纳士轻徭薄赋，已是内有富足仓廪，外有勇将良相，秦国当时情状：一是人才济济，百余年间，前有流落楚国云楚被秦人用五张羊皮换回遂得名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后有商鞅、张仪等可用之才，这些人都为秦国的强大提供了必需的智力支持。二是军力强盛，当时的秦国军队被称做虎狼之师实不为过，据秦兵马俑研究来看，秦军排兵布阵进退攻守井然有序，前有能连续射击的三排劲弩手，后有手持两米长枪能杀人于远处的五排步兵，辅以战车冲陷敌阵堪称所向无敌，况且当时秦国的政策5/5得力奖惩严厉，军士杀敌原为奴隶的可以入籍为民，战功卓著的可以迅速升迁并获五金重奖，而临阵动摇擅自退后者不但自己会被处，而且会祸及全家，以此军队对付已识书礼的中原诸强，实在是势如破竹。三是国力大增，由于秦国当时地处西南，蜀中汉中平原因为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并投入运营，已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再加上各国强国富民的政策，国力强盛便成为必然。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苏洵所说的“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作者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