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土建1015班王约栋，杨添涵，阮东是周三早上10点钟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倡导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失利后回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的形势下，他对全国革命形势还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坐镇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意见虽然未能抵制，但他非常注重实际，敢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注重总结秋收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城乡不能同时发动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人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他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益以客观主观的条件逐渐齐备，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⑧这就清楚地表述出：要夺取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必须有本省各地武装割据的汇合，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提出了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思想。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策略思想的提出，说明周恩来等是努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各地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探索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有亲身体验又注意吸取他人智慧的周恩来，完全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批评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说，城市都被强大的敌人占据着，要城市和乡村相配合的发动“是很困难的”；如果要等城市出了革命高潮，再去发动乡村农民暴动，必然是“乡村的发动等待城市”工人起义，而城市的工人起义“一时又难于发动”，“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利的”。“九月来信”是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升华，表现在：第一，他从中国不统一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说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驳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陈毅在汇报中曾讲到刘安恭到红四军后散布中共“六大”时布哈林认为“脱离生产的红军必被消灭”的观点。第三，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来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周恩来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作为红军的根本任务，认识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第四，指出红军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苏区工作应成为中心的中心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特征有了明确的坚定的认识之后，不仅要求国内各地方党组织和各地红军学习和推广朱毛红四军的经验，且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也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策略问题，周恩来未到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要求向中心城市发展。周恩来在报告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向共产国际解释什么是根据地（或可译作基础）？即我们必须将我们已得到的地方，巩固这一政权，作为根据地，以与反动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并巩固这些根据地，同时发展工作；因此，根据地决不是封建割据，不是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有力的发展。他具体地指出，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根据地？是赣西南、闽粤边界等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群众。在巩固这许多根据地之后，再向工业城市中心发展。他说，在策略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基础，应当将这些地方的力量巩固起来。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正值湖南、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井冈山处于困难时期。周恩来对形势感到忧虑，他说，形势是严峻的，敌人这次一定要作出“一点成绩来”，当然要想消灭朱毛红军也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说，军队还是分散为好，毛泽东和朱德二人“能出来一次更好”。李立三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补充说，要分散也不是一个个地散，最好是二三百人的分开，朱毛出来的意义，还不单是保存这几个同志，因为朱毛目标太大，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保存这部分力量的办法。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同意周的意见，并决议由周起草一封给毛泽东、朱德的信，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来信”。他说：站在红军是促进革命高潮动力之一的条件的立场，红军也要集中才有办法，因集中才能扩大；从开展土地革命方面来说，乡村群众很散漫，以红军组织的力量去帮助农民组织也是很有作用的，即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有些乡村也是红军在那里作没收地主的土地。从各方面看，过去主张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在中国。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他说，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周恩来虽然还是强调城市的领导问题，但根据情况的变化，认识到在中国农村存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红军可以帮助土地革命的发展。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哦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跟我们总理玩文字游戏，你行吗？？？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丅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2月，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936年4月9日夜，和张学良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1937年,9月，到山西开展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日作战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1938年,参与领导长江局所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发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书记，领导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8月，赴苏联就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封锁消息，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书写题词和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署应变措施。1945年,1月，再到重庆谈判。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和毛泽东、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和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谈纪要》上签字。1935年在陕北1939年7月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赴苏治疗前在延安与刘少奇合影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抗战初期的周恩来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恩来在黄埔军校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周恩来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C。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神志昏迷．由聂荣臻等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医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很亲人的礼物。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情深似海的见证。1960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的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