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在现代文学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典文学在现代文学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没有发明印刷术，报刊杂志没有出现以前，更确切地说，在文学还非现代意义的、意识形态类的概念时，文学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的东西存在着，它与个人的生活实践，情感波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的最大价值是给人提供了一个宣泄、调剂、娱情的工具，那时的文学批评也多是读书人感情的宣泄。当然，也有作家揭露时弊，寄寓理想，也有作家糟踏文学才能，阿谀权贵，也有批评者借题发挥，抒一己之见，也有批评者滥言刺人，行迎逢权贵之实，但这仍是个人的事情，真情实感也好，虚情假意也好，完全存乎个人一念。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从来不曾像某些人臆想的那样对推动社会发展有着很大作用，人类社会有着它复杂的运行机制，文学要做的，只能是提供一种审美向度，靠这种审美熏陶，更靠个人的自在的审美追求，令人更纯洁，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更和谐，也使人在纷繁的物质世界面前不致丧失人的情性，人的尊严。诗歌作为人类最初的文学样式（也必将是永远的文学样式）的产生，正是适应了文学反映个人生活中瞬息间的情感，给生活增添乐趣，满足人的审美追求的要求。诗歌与人的生活联系密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诗歌完全是人的思想的自然流露，人在社会中生活，有着各种复杂的情感，寓情于诗歌，则喜有喜诗，哀有哀歌，悲有悲鸣；做事时有记事诗，无聊时有遣兴诗，……。其它文学样式，多是在诗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那种能够体现诗歌的人情美和审美追求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优秀作品。中国的古典诗歌数量惊人，佳作众多，而且更能体现一种个人的审美追求和娱悦，更体现了一种个人生活的要求，所以更有助于发掘和创造生活的中美。中国文学的古典和谐美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考察它，也许更有肋于当代文学把握自己的方向。要全面地理解中国古典文学，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在《易经》。《易经·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包含着中国文化的两个向度：一，包融宇宙，以象立本的彻底唯物主义；二、人神相通，人物交融，以人贯中的辩证人本主义。“神”，并不是如同西方主宰人物命运的上帝一样的超现实的东西，《易经》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个“神”可以理解为冥冥中支配着宇宙万物（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人似乎与当代以量子力学和混沌科学为发端的承认客观规律的难测性的倾向相通了。“象”，最初指龟裂纹之象，后演变为万象之象，不仅指实在的物象，也指抽象的卦象、爻象，《易经·系辞（上）》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易经》的作者尽可能观察宇宙万象，并“作八卦”，以“立象”的方式来揭示众象之间的普遍联系，这较之希腊人把逻各斯（逻辑）视为存在的本质深刻得多。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分析上古的思想是不可能求得其全貌的。上古人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组织还处于以血缘为纽带的血亲部落状况下时，其一切智慧都笼罩在虚诚的占筮活动神秘气氛中，显得模糊圆融，而且在统治者、思想家、平民那里存在着理解上的差次，平民、统治者更多地把圆融的智慧不自觉地化在一种有规则的生活样式中，农业宗法社会存续的必要，圣人们早熟的智慧的熏陶，使中国的先民们既顺应自然，又改造自然，既敬“昊天”，又敬自身（以崇拜祖先为中心）当人的心灵对于自然和自身不是畏惧而是因彻悟而保持一种达观乐命的境界时，人类就能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道德经》）”状况下缓慢而心灵自在地发展自己的文明。随着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要求，它在社会上层、中层、下层中以不同形式在演变，向一种最高的境界推进。西周末年的“礼崩乐坏”造成的社会斗争的复杂剧烈，掌握文字的人才大量流入民间，为中国文化以理论形态出现提供了机会。从春秋直到西汉初年，诸子百家争鸣，使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各个层面上都得到发展延伸，而立文字的理论形态又必然以它的言不尽意、不圆满而不能全面体现文化的精神。道家主张无为，“守静笃”，以达到无不为的境界，而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很模糊的社会状况下，思想家高超的智慧必然不是为复古的“小国寡民”设想，就是成为个人超脱凡俗，安身养寿的警策；儒家主张有为，“自强不息”，以仁和礼来挽救人的精神和社会的混乱，圣人治下的王道乐土是它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从心所欲”，光明磊落，又“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辩证人本思想境界在当时也只有孔、孟能达到，对人君约之以仁，对人民约之以礼，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只可能是一种幻想。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道家、儒家在西汉前期综合了各家之长后，经过两汉厚重朴实风格的锤打，经过魏晋南北朝吸收佛教文化而形成的飘逸空灵风格的洗礼，经过大唐恢宏阔大风格的冶炼，到宋明，中国文化精神终于在理论上得到一次集大成的，系统的呈现，这就是以程（二程）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洲）王（阳明）的心学派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建立了囊括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论、政治论等等的庞大体系。道学家认为，阴阳二气与由阴阳二气组合而成的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材料，理即太极，是气和事物的结构规则和阴阳二气永恒运动的规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太极图说》），“人人都有一太极”（朱熹），但由于先天化成的气质的不同，天理被人的欲望掩盖，人可以通过格物（“穷尽事物之理”）致知（“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诚意（“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正心（令“心尽是义理”）的修身过程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身体力行，达到“存天理，灭人欲”（不合天理的个人私欲）；心学家更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修身过程简化为“致良知”的类似个人参禅的过程。真正的理学家应该既能如恍恍惚惚的道体那样行“无不为”，又能游刃有余于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礼义规范之中，常能意志高强，情感充实，用孔子的话就是“刚毅木讷”。宋明理学的精华，标示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以超乎变化、对待、对立之上的无对为生命本体，以崇尚直觉，意欲持中为人生道理和以内省、反求诸身、乐天知命为特征的人生追求”，达到“生活的活泼、流动、愉悦”，“人与自然、宇宙的高度一致和内在超越”。中国哲人对于真正自由的人的追求，因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具体实践中常常会扭曲变形，“礼教杀人”恰恰走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反面。善良的知识分子在庞大的社会面前回天无力，只有禀持“贫则独善吾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安贫乐道，保持心灵的宁静，活出人生的洒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普通人民不自觉地把生活作为艺术，顺天知命，知足常乐，以“尽心”为乐。照西方的观点来看，这种生活方式中的人近似于麻木，而这恰恰是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文化精神之处，中国人认为自然而然的事，西方人常会认为是伪善。殊不知，中国人才是最好地把握了生活的真谛。“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清·袁枚），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解用”功夫，这种“解用”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中国人能在与他人、自然、宇宙的辩证交会中，禀持生命的精神。中国古典文学的和谐美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酿得特别香，特别美。中国是个诗歌的大国，在文学领域，直到清季，诗歌都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这里的诗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词是“诗余”，曲是词的变种，都属于诗歌；元杂剧、明传奇的唱词都极富诗的韵味，文人的许多案头剧都可以作为诗歌来读；明清小说无一例外地都穿插了大量的诗歌，中国古典文学说白了，就是诗歌文学。重视诗歌创作，是中国人看重生活的结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上保持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吟诗作文，都是一种生活的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历来重视的是文章事业，文章讲究实，讲究信，要堪世用，文学只是作为文章的一种调剂品，是知识分子显露才华，陶治性情，游戏作乐的东西，而诗歌最适于这各种功能。文学当然也有讽谏，风教功能，但中国的文化心理使中国人不可能常常绷紧心弦去讽谏，风教，古人显身立命的，一是作官，二是立传（如编撰史书等），文学才能只会使文学家在自己的社交圈内得到赞誉，文学家不作官，永远是一介平民，文学事业只能给文学带来声誉，很少给文学家带来利。杜甫这么伟大的诗人，却一生贫寒。“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都可由诗歌来抒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由于诗歌是性情之物，中国人又善于化对立为统一，“独善自身”、“兼济天下”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所以从诗歌的内容上来把握一个诗人的思想是很难的。例如陆游，一般的读者都认为他是个执着的爱国主义诗人，而在他的近万首诗歌中，四分之三以上写的是闲居生活的悠闲心境。“百钱新买绿蓑衣，不羡黄金带十围。枯柳坡头风雨急，凭谁画我荷锄归。”（《蔬圃绝句》其二）表现的诗人心境与“铁马冰河入梦来”之类的诗中诗人的心境绝然不同。到底是什么促使诗人变化如此之大呢？仅仅用年老来说明吗？临死时的“家祭不忘告乃翁”，年青时嫖妓留下的诗句“裘马轻狂锦水滨，最繁华地做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一对比，又令人瞠目。理解古人的诗歌，要从古人的文艺观出发，否则就会对古人无端发难。古人把作诗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王渔详说：“务观闲适，写屯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日日记寒暑，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蚕尾女》）这么大量的诗歌，模仿，重复，甚至平庸之作自然不在少数，今人要从这些作品来贬低诗人的才能和品行，那岂不很冤枉。古人作诗，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己看，得意之作才想到拿给朋友们共赏。古人的生活悠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朋友闲谈，吟诗。如果总是让被重重物欲掩盖了的虚幻的感情统治自己高贵的灵魂，人类就只有沦为行尸走肉的份儿。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修身的哲学是圣人的哲学，人人都可以是圣人，古人对自己就有这么高的要求，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修身的文学，是真正体现人的性灵，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虽然被批评为载道的文学，但是，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心怀天下、独善其身、为生民代言、追求圣人之境、视功名若粪土的精神是我们今天作家们的榜样。事实上，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之一便是独立的精神和崇高的道德。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最生动的部分，受儒释道三教精神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同质感的文学作品。儒家的积极入世、孔子及其他圣人的人格感召以及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仁义精神影响下产生了司马迁的《史记》、屈原的《离骚》与《天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伟大作品，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史诗般的宏阔、庄严的品质，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同样也极具理想主义精神，审美意趣富于写实性和道德色彩。道家的形而上哲学、终极追问的传统以及守静、守雌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庄子的散文、李白的诗歌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这些诗人或作品一般都有浪漫主义精神，审美意趣富于宁静和空蒙之感，到后期有感伤色彩。佛教的影响相比较小且较晚，但仍然影响了苏东坡、曹雪芹等一批伟大诗人和作家，同时产生了《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名著。当然，三种精神特别是儒道两家源自中国“上古道术”和本土体验，往往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激荡中，这些文学精神以及文化哲学精神不仅成为古代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产，而且应该是我们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坛就开始探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系列话题，到了90年代，一些作家又提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及至2011年一系列文化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热兴起之后，我们日渐清晰地发现，传承中华民族悠久之文化，书写中华民族伟大之性格的文学成为我们的期待，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大道。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慢慢升起的近几年，我们迫切地期待一些能够呈现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文本，让世界真正了解和敬重中华文明，一如托尔斯泰用一部《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看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