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与甲骨文的系统、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华古战车的系统、圆筒印章与中国玺印的事理系统比较研究

楔形文字与甲骨文的系统比较研究A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华古战车的系统比较研究B圆筒印章与中国玺印的事理系统比较研究C案例1:楔形文字与甲骨文的系统比较研究楔形文字由苏美尔人创造和率先使用，后来被古代西亚地区许多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借用。目前所见最早的楔形文字是从伊拉克南部的古代遗址乌鲁克出土的，属于前3200至3000年。后来受到其他民族带来的字母文字的冲击，逐步被取代，最终成为一种死文字。甲骨文是可识的汉字中“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主要出自河南安阳殷墟，是商朝后期，即前1400至1100年的遗物。以后的大篆、石鼓文和金文都由甲骨文演化而来，可以说甲骨文是现行汉字的基础。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肇始的重要标志之一。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昭示了西方文明的起源；而在我国的黄河流域，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则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无论是甲骨文还是楔形文字，其“记录语言”的功能都是通过“符号”这一视觉形式实现的。形式及风格的比较1A发展成熟后的楔形文字，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即构成文字的每一笔画前端呈三角形——即楔形，或横或竖，少见圆曲弯折，刻痕较甲骨文宽深许多。甲骨文的笔画多为线条，将文字象形由写实的图形模拟，变化为抽象的线条。线条多为直线，且呈两头尖锐状。圆曲、转折处，往往以两条直线相接成屈折状。这种瘦劲挺直、方折犀利、相交处的粗重剥落的笔画，给人以古朴、有力、随意的感受。形式及风格的比较1笔画楔形文字的结字端正齐整，严密紧凑，综合运用横的或竖的平行线条，符号的“个性”固定在其成份具有特征的部分，稳定不变、清晰可识，其余部分则形态变化无定形。甲骨文结字纵横欹斜、疏密错落，并且没有严密的规整的字形，往往长扁随形、方圆多异、变化错综，但或均衡、或对称，总体上显得匀称、稳定，给人以恣意潇洒、浑然天成的感觉。形式及风格的比较1结字楔形文字在章法上则表现得整齐、紧密得多，字形大小和元素基本一致，多以横向紧密相连，有时以细线划行，整体呈现出强烈的肌理感和韵律感。甲骨文在刻写布局中，字形大小不一，参差错落，穿插互补，前后呼应，且抑扬顿挫，行文自然，纵横依势。它们大都在纵向上大体成列，横向上则为有行与无行并存，行列之间行款错落、大小变化、疏密有致，而整体上又和谐统一，透露出韵致和美感。形式及风格的比较1章法楔形文字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风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大体呈现出抽象化、简单化、规范化、固定化的趋势。甲骨文的风格与其在笔画、结字、章法中体现出的特色是一致的，表现为稚拙、有力、自然、富于变化。形式及风格的比较1风格可以发现，尽管同为文字，除了同为秉承象形图画而来的相似的抽象意味和符号特征，楔形文字和甲骨文在视觉形式上又呈现出差异明显的特色与风格。形式及风格的比较1既然同为文字，那楔形文字与甲骨文迥异的特色与风格是如何造成的？B.A•伊斯特林在比较古苏美尔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差别时，将造成不同民族文字差异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不同。同样，从表象上即可看出，楔形文字与甲骨文字形之间的差异直接由两种文字在书写过程所采用的材料、工具和书写方式的不同导致。书写材料、工具和方式的比较2楔形文字书主要书写在粘土制成的泥板上。书写者首先将湿度和可塑性适当的泥板揉搓压制成型，然后用一端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笔在其上书写，最后将泥板晾干或者用火烤干。甲骨文，顾名思义就是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根据殷墟出土的实物分析，商代甲骨文所用的材料，总的看来是甲远多于骨。书写材料、工具和方式的比较2材料书写工具通常是用芦苇制成的，有时也用木材、骨棒或者其它材料。芦苇笔的一端削成三角形尖头。能够在甲骨上刻写文字的工具，硬度必须大于甲骨，在当时能够选用的主要是青铜刀、锥，可能也包括玉刀。书写材料、工具和方式的比较2工具最初，文字是用芦苇笔在潮湿的泥板上“画”出来的，因此是粗细基本均匀的直线和曲线。但是在泥板上“画”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很难精确地勾勒迂回曲折的轮廓，也容易使泥土翻翘不平。相对而言，“压”字则容易得多。无论是卜甲，还是卜骨上的文字，都是契刻而成。甲骨的材质硬滑，刻划时难以控制。契刻时必须用力冲刀刻去。书写材料、工具和方式的比较2方式这样，在下笔处就自然呈现为特征显著的楔形。基于这种最基本元素的特性，容易使文字显得犀利、紧密、端正、齐整，经过不断演绎，最终形成了楔形文字的整体风格。这决定了甲骨文笔画必然是线条生硬，多方折而少圆曲，笔法简省，形象异变不准。甲骨文刀笔镌刻带来的特点，便是它的随意性和不规则性：笔画疏密有致，形体变化多姿、随字异形，布局参差错落。书写材料、工具和方式的比较2总结那么，为什么两地的人们会分别选择泥板和甲骨作为文字书写的载体呢？美索不达米亚人选择泥板做材料很容易理解。但是甲骨文的情况大不相同。书写材料、工具和方式的比较3比较可见，楔形文字和甲骨文的特色和风格主要是由书写材料，以及基于材料的书写工具、书写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在这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对材料、工具和方式的选择，而非对字形和风格的刻意创造。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比较c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比较3资源苏美尔殷地理位置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周期性泛滥导致泥沙淤积形成的冲积平原的南部地区。黄河中下游平原，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洹河沿岸一带。文字相关的自然资源盛产芦苇和土质好、粘性强、杂质少的粘土，这种粘土制成的泥板造价低廉，而且用火烧烤或用太阳晒干后非常坚硬。安阳不产龟，甲骨文所用龟甲，主要来自南方和西方的各诸侯方国的纳贡。其它可能的自然资源缺乏石头、矿物甚至树木之类的自然资源。植被丰茂，不乏石料。那么，一定有更深层次的规律在发挥作用，需要我们从本质上来认识楔形文字和甲骨文的现象。比较又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楔形文字和甲骨文起到的作用大相径庭。就楔形文字而言，自然地理环境是选择泥板为书写材料的决定性因素，并最终决定了楔形文字字形的特色和风格；而对于甲骨文，虽然其字形的特色和风格也直接源自书写材料的性质，但自然地理环境并非甲骨文选材龟甲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比较3目的的比较4楔形文字和甲骨文的本质不在于它们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也不在于它们使用了怎样的材料、工具和方法，而在于它们是为了解决什么“事”而被创造和被使用的，以及它们如何利用材料、工具和方法解决系统目的。楔形文字最初的出现是因为经济活动和公共管理的需要，随后文字则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伊拉克北部尼尼微（Nineveh）发现的亚述巴尼拨皇家图书馆藏有近3万块泥板书，内容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医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史事札记、王室敕令等”。尽管理解和掌握楔形文字的能力仍被一个职业群体垄断，但是可以想象书吏的数量一定不在少数，而且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行会，而且还有保护神即纳布神……其象征是泥板和楔形符号，或者是没有泥板和笔的单一的楔形符号。”而殷墟所有的甲骨文几乎都是殷商统治者占卜求神的文化遗存。商王朝统治者运用龟甲兽骨为媒介去卜问“上帝”的旨意。据甲骨文所载，殷商人在祭、告、征伐、田猎、行止、年、雨、霁、瘳、梦、命、旬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卜。甲骨文基本上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记录，大部分是为商王朝或商王个人占卜的记录，小部分是为一些跟商王有密切关系的贵族占卜的记录。根据中外学者整理全部甲骨文材料得知，目前共出现贞人仅一百二十八名左右。目的的比较4目的的比较4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描述、记载、交流和传承信息视觉符号系统大量地使用和广泛地传播方便、廉价的泥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芦苇笔和压写方式需求需求对象需求性质材料、工具、方式为社会中极小部分权利掌握者记录占卜求神的结果视觉符号系统保持权威感和神秘性珍贵难求的龟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青铜刀具和契刻方式需求目的抽象化、简单化、规范化、固定化稚拙、有力、自然、富于变化视觉形式内部因素●目的是指向对象的需求需求广泛地存在着，但只有在设计者这里它才明确地指向外部环境中的某个对象，并通过对象性的行为和活动取得或创造能使需求得到满足的对象。●目的还包括对需求对象的性质的描述目的不仅需要明确需求的对象，还必须明确需求对象的程度、范畴等性质，这些性质是描述目的的重要参数。●目的的形式是主体对人为事物的观念先构设计中需求对象化的形式，是主体对构成人为事物的种种内部因素的观念先构。●目的引导着人为事物其它因素的构成方式目的是人为事物至高无上的原则，组成人为事物的其它因素，包括主体，都必须服从于这一原则。●“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目的总是建立在当时当地外部因素的可能性上——亦即外部因素的限制下。“事理”小结5目标目标系统人为事物中的目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军事，是古代社会结构的重中之重。军事为战争而生，而战争又是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旋律之一。在人类文明萌芽的阶段，正是战争规划了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促进了技术和贸易的进步，掀起了社会和历史的变革，甚至作为某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争既是人类文明的“孪生兄弟”，也是人类文明的“催生者”。战车，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中华文明早期，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案例2: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华古战车的系统比较研究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曾经煊赫一时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都出土了古战车的遗骸和相关的图像资料，结合传世文献，我们基本可以复原它们的原始面貌。以“由表及里”为思路，这些感性的、直观的形象无疑是研究的切入点。形制与应用的比较1B形制与应用的比较1亚述战车战国战车轮（幅、毂、辖、牙）由四轮变为两轮，轮径由小增大（晚期达到约5英尺，即152厘米），轮辐由少变多（早期6根，晚期8根），辐条两端分别插于牙和车毂之中，车轴两端各有一辖，轮毂平短，揉木为轮。两轮，轮径高大（多在122～156厘米之间），多辐（最少18根，最多44根），辐条两端分别插于牙和车毂之中，车轴两端各有一辖，长毂（多在35厘米左右，但是比西周平均缩短15～20厘米），揉木为轮。辀（衡、轭）单辀，居中在前；辀与轴在车舆下垂直相交，辀末端连结在车轴中间，从此处沿水平方向从车体底部通过，向上弯曲到大约车体一半的高度，又沿水平方向延伸一段以后，再向上弯曲直到前端；辀前端横置车横，衡上缚轭以供驾马，轭像没挂弦的弓。单辀，居中在前；辀与轴在车舆下垂直相交，辀末端连结在车轴中间，“辀出軓（车厢前面的档板）前穹（中间隆起的拱形）而上”；辀前端横置车横，衡上缚轭以供驾马，轭呈“人”形。舆早期车体前部呈圆形，晚期车厢呈正方形，置于车轴和辕杆上，门开于车后，舆厢宽大，可容二、三人，至多四人。车舆呈横宽纵短的矩形，置于车轴和辕杆上，门开于车后，舆厢较商、周增大（120～160厘米×98～150厘米）。战法车载武士若干人，一人驾车冲击敌阵，其余人或执弓箭和长矛作战、或执盾防御。伴随战车行进的还有披戴甲胄、手执武器的步兵。战车一般载3名甲士：左方甲士持弓主射；右方甲士执长兵（戈、矛等）主格斗，并负责为战车排除障碍；居中的是控马驭车的御者。每辆车还附属一定数量的步兵，战斗中随车跟进。这种全面的类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合瓦西里耶夫、王巍先生、王海城先生、杨英杰先生等学者的研究，并较可以发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中华文明早期使用的战车经发展至稳定后，在细节和装饰上略有差异，但在形制和用法上基本相似，在原理和结构上更是如出一辙。探讨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历史的比较，即追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中华文明古战车的兴衰历程。形制与应用的比较1兴衰历程的比较2苏美尔人在约公元前3200年创造车辆运输；公元前1600年，加喜特人和赫梯人确定了新式轻型战车的形制。此后亚述人和新巴比伦人继承了两轮战车，并传播到埃及，埃兰，安那托力亚以及希腊。公元前539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终结。有观点认为，苏美尔人的马车，在商晚期时辗转传入我国，步战逐步让位于车战。春秋时车战和战车的规模发展到了鼎盛。战国至汉初，中华古战车开始走向没落，就此衰亡。兴衰历程的比较2对于其兴衰历程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第一节中提出的问题：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