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

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主持人（管理学家执行主编刘辉）：各位来宾大家好！“管理学家·双周论坛”第一期我们正点开始了。双周论坛就是每两周举行一次。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就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们非常感激。论坛将来办到十几次、几十次的时候，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我们的双周论坛跟别的论坛不同的地方在于，管理学家杂志更关注思想，更关注实践，关注对实践的评论，还有新知识等。我们希望双周论坛能够成为管理学家杂志的一种延伸，成为与各界读者互动的好工具好平台。我刚才说了，万事开头难，其中一点就是当你的论坛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不容易请到非常知名的专家。但是，我们的双周论坛做到了，因为郭梓林先生一直是我们杂志以及我们杂志很多员工的好朋友好老师。郭梓林先生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另外一个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科瑞集团比较大，但我不是太了解，好像是控制着一些上市公司。应该说，郭先生既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者。下面请听郭老师精彩的演讲！郭梓林：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能作为第一期的主讲人我感到很荣幸。我看今天在座的生面孔比较多。凡是能来这里参加活动的人，我想一坐下来脑子里肯定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谁在说？第二，说什么？第三，怎么说？我就先来简单地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谁在说？台上的这个人名叫郭梓林。1957年生人，今年正好50岁。16岁上山下乡，当了三年农民，接下来当了三年兵，然后，当了三年工人，又读了三年大学。我说的是读了三年大学，不是上了三年大学，读大学和上大学是不同的。我读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小学教室里，每个星期三个半天，半工半读，花了三年时间，拿的是两年大专学历，一直用到今天。大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国有企业的团委书记。1989年转换工作，当了三年国有企业的老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就开始和其他五个合伙人共同创办科瑞集团。我们从5万元起家，科瑞集团如今有两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数十亿。董事长郑跃文现在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由于其他合伙人都是学财经、学金融的，只有我是学中文的。所以，我这十五年来分管的工作是，企业文化、人事、行政等杂事，做的都是辅助性工作，没有大把大把地挣过钱。十五年来，我重点研究的领域是企业家与企业文化。2004年是我出书的高峰期，一年之内4家出版社给我出版了17本书。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思想统治企业——梓林演讲集》的光盘书。2006年海南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乔致庸的经济学》，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影评。这一组文章曾经在《管理学家》连载，一期登十篇，三期登完。编辑说，让一个作者一期登10篇文章，连续登三期，这是个先例。今天要说什么呢？今年春节期间，有人向我推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看完了以后，有很多的感想，借这个《大明王朝1566》来说事儿，准备写一本书叫《王朝投影》。这本书现在已经写了几万字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让它与大家见面。《管理学家》杂志的刘辉先生，希望我能够在第一期的双周论坛上讲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我决定把我的最新思考，结合我在国有企业12年、在民营企业15年的经历，把这27年来对中国企业、对中国企业家的人文思想，借电视剧揭示的一些历史现象，对“帝王思想”和“企业管理”这样两个似乎不大相关，但却有着深刻联系的话题，谈谈个人的想法。怎么说呢？聊天式地说。讲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希望今天更多的是互动式交流。我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民营企业的追捧第二哪些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相关第三帝王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利弊第一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民营企业的追捧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追捧呢？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92年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发展起来的。最早下海的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一批社会弱势群体。比如释放后的劳教人员，出来之后没有工作。还有知青返城后，家里没有什么背景，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尝试着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存权。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里一些有技术的人，觉得不太得志；或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甚或因为对钱的欲望比普通人高一些，他们开始下海，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创业。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又有一批手里有政府资源，借助双轨制，可以搞到批文从中获得价差的人开始了官倒，也就是利用政策提供的不同价格差，进行合符规则的权钱交易。198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阶层，他们对政治开始厌倦或者是淡漠。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他们开始大批下海。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做事要找到思想和理论上的依据。中国几千年来，商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很低的。一直到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才从根本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可以理直气壮的依据，这就是“市场经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排斥社会精英下海经商的选择。科瑞就是在那个时候组建的。我记得我下海时，给我们总公司党委写信的时候，特别理直气壮：“现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到来了，让我们年轻的共产党员下海闯一闯，你们老共产党员留在体制内。”这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当时我还属于第三梯队，是总公司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在1992年前后，有一大批在体制内很有前途的人开始下海了。大批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体制内进入市场以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撑。现在有人把它称之为信仰方面的支撑。1992年的时候，还不敢说在信仰方面找支撑，主要是从文化和思想观念上找。在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1949年以后是“工、农、兵、学、商”。就是说，经商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不被主流认可。那么，下海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找到一种精神上支撑呢？这是一个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读《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他这辈子又立功，又立言，又立德。中国古人认为，人要超越生命，除了繁衍后代外还有三个方式，这就是“立功、立言、立德”。曾国藩这辈子还就真做到了这三点。立功，把太平天国灭掉了，作为一个汉人能够得到那么高的官位。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让慈禧一手牵着他，一手牵着一个满人，这是非常高的荣誉。立言，曾国藩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比如《曾国藩家书》，现在还卖得很火。立德，曾国藩在道德修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很高水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曾国藩是卖国贼，镇压农民运动，而《曾国藩》这本书，我认为是给曾国藩平反的。曾国藩怎么当官从政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去揣摩，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政治斗争比较残酷，怎么把自己的官当大，不要被别人捏死了，能够安全地上升，这是需要智慧的。当然了，现在从政的人要不要学曾国藩，我不知道，因为如果真要去学，还真不容易，立功、立言、立德。曾国藩的这套东西，现在是不是官场上的规则，我不清楚，如果说这本书当官的不爱读也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本杂志叫《中国财富》，这里面列了贫困地区的十大豪华建筑，建得跟白宫一样，还有一个像天安门。看了这个我就知道，这些官员会学曾国藩吗？学不了，或者不会去学。当封建社会的官也不是这么做事的，何况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的官。我对官场上的事不太了解，我一脚踩在经济界，一脚踩在学界，对三角另一端的政界最陌生，不知道现在的官场的规则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不知道曾国藩，也不是学不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学。第二本书是台湾作家高阳写的《胡雪岩》，主要通过历史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历，讲商人要挣钱，必须和官府勾结，然后把官府控制的资源变为己有。这样一本书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火，很多人从中学到了做企业的规律，赚了很多钱。当时也有企业家和一些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如果都去学胡雪岩了，都学着官商勾结了，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批评归批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但是，轮到我们自己决策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只能”这样做了。很多书都在告诉人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现实生活是很残酷的：我“只能这样”。生活其实很无奈，“应该如是”和“只能如是”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对生活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要求。但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我们没有答案。学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就像现在我们看的“八荣八耻”。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看一看，现在中国的道德文化水准，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树立正确的荣耻观是赞成的，但对“八荣八耻”这样的文字表述比较反感。字又多又记不住，“八耻”里面随便拿出一条都经不起推敲。我们不妨拿出一条，比如“以违法乱纪为耻”。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以违法乱纪为耻”贴得到处都是，很可悲。就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到处贴“不准随地吐痰”。我认为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进步，就是在省政府门口不用贴“不准随地吐痰”。什么时候中国处处都看不到“以违法乱纪为耻”招贴的时候，我们就又进了一步了。违法乱纪怎么是为耻的事呢？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标语口号？怎么能满中国到处贴呢？我不知道创造这样口号的人，脑子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里的水不卫生，但如果这是一杯狗屎，我们还说这杯狗屎不卫生吗？那是有毛病，它的确是不卫生，但它已经不是不卫生的问题，是根本就不能吃的问题！违法乱纪根本就不是耻的问题，违法乱纪了，它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不是道德约束的问题。所谓“耻”的问题，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不能上升到法律，只要上升到法律就一定是耻。我们这样到处贴“以违法乱纪为耻”，难道我们现在的中国人，都堕落到“以违法乱纪为荣”了，要用这个口号来打压一下这个不良的风气吗？是不是到了“一人双规，全家光荣”？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条标语贴出来之后，会被世界人民误读，误以为中国人民违法乱纪盛行到了要用道德来约束。我们解构社会现象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八荣八耻”，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荣耻观颠倒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社会问题。回到《胡雪岩》这本书上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胡雪岩》这本书可以畅销。这本书的观点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两点是可以接受的：第一，企业家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人家是这样成功的。胡雪岩不是编造的，是真实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按胡雪岩的套路走，不乏成功的案例。第二，用用西方现代经济学也能解释这一类现象。在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社会里，只要政府的权力过大，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政府官员又不能直接从这些资源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控制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租值”的东西。于是就会有人来寻租，在寻租的过程中租值就会耗散，利益就会转移。从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我是2000年开始学经济学的。当时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告诉我，要学经济学很容易，你只要把“成本”和“租”这两个概念学会了，你就是经济学家了。你如果能够学会一个，就是半个经济学家。我这些年就专攻“成本”。几年下来，我自认为现在已经可以用成本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成本”概念比较简单，“租”比较复杂。我只知道一点点。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政府官员给你批一个营业执照，可以今天批，也可以明天批，甚至拖一个星期批也不犯错。那么他手中的这个公权，就能产生“租值”。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批给你了，你应该给他两千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说他生病了，或是要出去玩几天，拖到一个月后才给你盖章，你的损失不止两千。因此，你今天用两千块钱给他，换取执照提前开业就是合算的，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是有好处的。可能有人会问，他为什么可以拖一个月才批营业执照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不被监督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却没法监督它的实施。这个权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钱。如果你不懂得这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就不要经商。如果你懂了，就应该快快地送钱。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当官也好，经商也好，会慢慢悟到这个权力是可以变成钱的。经济学就是这样解释的，它不讲是否道德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