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与创新

优化与创新：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时代要求[摘要]民族政策是推进我国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民族发展方面能够发挥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面临政策实践环境的诸多变化，我国的民族政策应遵循服务于各民族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断实现优化与创新。[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2]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文革”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3]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4]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5]，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6]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7]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8]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