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石破天惊毛润之——试探《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合理性1概述2背景3逻辑推理4时代价值一.概述文章简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这篇文章成为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要来源，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军事理论著作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何谓“红色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其中工农武装称为“红军”，革命根据地称为”红区“。建立过程？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开辟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1928年2月至7月成立了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1928年9月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1929年1月14日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1930年春赣西南根据地初步形成1931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二.背景国际背景国内背景1、实践层面。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及《中央通告第44号》的相关指示，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相关决议。1、实践层面。蒋介石于1927年，制造了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惨案，导致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了。以毛泽东的“秋收暴动”和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为标志，开始了从城市斗争向农村割据的战略转移。国际背景国内背景2、认识层面。《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华全权大使，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以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斯大林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在中国夺取政权。2、认识层面。“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中国党内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共产国际以及大部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用问题上的僵化和教条化，左右倾的错误思想交替出现。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背景之深层理解推理方法——演绎推理。在传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演绎推理是“结论，可从叫做前提的已知事实，“必然的”得出的推理”。如果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为真。演绎推理又称三段论推理，是由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组成，大前提是一般原理（规律），即抽象得出一般性、统一性的成果；小前提是指个别对象，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从这个推理，然后得出结论。用集合的观点来理解：A属于M,B属于A，那么B属于M.三.逻辑推理大前提：金一南先生在《党史开讲》中的论述。以及传统教科书和教育者的概括论述。“毛泽东是怎么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我经常这样讲，我们如果不看毛泽东怎么破解的，我们自己先破解一下，我们自己先问一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一道考题来回答一下，我们一般会怎么回答，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第三，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第四，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些都是标准的模式化的答案。”小前提：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的分析，及中国实际的情况。①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并充满矛盾，因而使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产生、坚持和波浪式地向前扩大。②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和锻炼的工农兵士，为建立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③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这就为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④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⑤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条件。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含“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含“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包含“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三、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包含“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四、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包含“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1、《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推论符合普遍的范式，而范式的正确性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2、《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推论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中国的实际，并被实践所检验。3、基于1、2的正确性，推出毛泽东石破天惊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和正确思维。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推理结果推理结果毛泽东有众多名篇著称于世：《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被提到的不是很多。但恰恰是这一篇表述的思想，回答了中国革命中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其他伟人都无法解答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进一步提出那个像电闪划破暗夜一样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才开始获得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时间和空间;才真正可以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么？惊天动地的革命年代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地过去，而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一再出现。中国的“六·四”风波、欧洲的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使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没有人能够想到还有一个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人能够想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事业开始新一轮快速发展。而后中国又出现了税制改革问题，化解“三角债”问题，国营企业亏损问题，三农问题，加上世纪之交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李登辉的“两国论”出笼台海形势紧张局面、中国加入世贸使原有经济可能面临的巨大冲击。四.时代价值中国的红色政权如何继续存在？崩溃论自出笼没几年，便不知不觉间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的红色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崩溃，反而蒸蒸日上，以至于西方世界惊呼为“威胁”。原因何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法国《世界报》5月29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新的社会契约》，可以说是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文章说：“每一次中国出现危机，都会有共产党垮台的预言。垮台论的预言家没有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让其表现出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他们所具有的快速调整、自我批评以及不断考察国外有效模式等灵活方式，不但巩固了其政治基础，而且还具有与民众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这种契约基于经济效率和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两根支柱。”共产党的可塑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表现出的可塑性，是这个政权生命力和发展力的来源。从1840年到1949年，我们以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救亡。从1949年到2050年，我们还要以百年的时间完成民族复兴。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已经使得我们居于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和还将发生何等伟大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拚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必须跟上我们波澜壮阔的实践，而不是长吁短叹还带几分无可奈何的尾随其后。我们拥有巨大宝贵的历史财富。若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逐渐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民族的成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不能将自身经验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