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236)北京理工大学远程教育学院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论文（A卷）校外学习中心：丽水市依米书院学号201711621810010姓名魏国庆成绩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大革命的失败,无论是哪一个党派还是我们个人，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去探索新的道路，有时某些大环境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我们对此只能去适应，也就是对自己进行改革。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去探索符合我们自己现状和有利于以后长远发展的道路，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大革命的失败逼着共产党人去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这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新革命道路的探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统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来充满生机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任何东西的探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议案。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他是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从而巩固自身统治的.中国人民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同这个反动统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武装夺取政权理论1925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农民问题.提出要进行农村武装斗争,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领导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四）、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五）、随着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六）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