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

第七章新时期的小说第一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及其作家作品一、伤痕小说1、概念内涵：“伤痕小说”是指“文革”结束后头两年的时间里出现的一批描写“文革”十年动乱给党、国家、社会、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带来深重灾难的小说。它发端于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是新时期最早引起轰动效应的一个小说潮流。代表作品还有周克芹的《许茂和她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莫应风的《将军吟》、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和《大墙下的红玉兰》、王蒙的《最宝贵的》、叶辛的《蹉跎岁月》、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2、产生背景：“伤痕小说”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它集中出现于“文革”结束后头两年的时间里面，是当时人民群众无情揭露“文革”荒谬、直接宣泄愤慨情绪的一种表达形式，是揭批“文革”及其“四人帮”的政治斗争在文学创作中的必然反映。3、主要特征及主要缺陷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伤痕小说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浓重的悲剧风格和强烈的宣泄热情。但正由于有这方面的特征，所以它明显地存在着重感情宣泄、轻理性认识、多现象描述、少本质揭示的缺陷。艺术上，尚未完全摆脱“文革”遗风。另外，由于是情绪化的产物，所以展示生活肤浅，艺术表现方法单一（全知全能），存在着人为雕琢的戏剧化痕迹。4、文学史意义“伤痕小说”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政策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种种题材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悲剧；第一次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深化的道路；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人物，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发挥了光荣的先导作用。总之，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面回归，而且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繁荣时代的全面到来。“伤痕小说”的出现在政治上也很有意义。它对于人们深刻认识“文革”，继而彻底否定“文革”，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5、代表作品简析《伤痕》（卢新华）：小说从母女感情亦即中国人最为传统的伦理情感角度入手，揭露了“文革”给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主要写了封建“血统论”对一代青年人的巨大伤害。（王晓华、苏小林）“虽然孩子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通过一个单纯而善良的女青年对文明的追求而惨遭虐待的故事，控诉了野蛮对文明的戕害。（王木通、盘青青、李幸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通过一个女青年面对爱情而又不敢接受的残酷事实，控诉了“文革”时代的荒谬，反映了因为文化生活单调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在一代青年人心上烙印下的沉重阴影。（沈荒妹、许荣树、沈存妮、小豹子）《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通过省劳改局劳改处处长葛翎的遭遇，写了十年动乱对公检法、正义与良心的破坏，反映了荒谬年代的人心向背。（葛翎、马玉麟、章龙喜、秦副局长）“不要把毛泽东看成神秘的，或者是无法学习的领袖……”“大墙文学”《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写了“左”倾路线对农民的巨大伤害。《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写了“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故事。郑义《枫》写了武斗（卢丹枫、李红钢）；冯骥才《啊！》（吴仲义）写了小人物的悲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写了音乐教师梁启明辛苦培养伐木工人孩子孙常宁的故事。表面看来歌颂了梁启明的无私美德，实际上批判了十年动乱。文字优美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怎能不爱森林？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来临。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森林、一环一环的山峦以及群山环绕着的一片片小小的平川，全都隐没在浓滞的雾色里。只有森林的顶端浮现在浓雾的上面。随着太阳的升起，越来越淡的雾色游移着、流动着、消失得无影无踪。沉思着的森林，平川上带似的小溪全都显现出来，远远近近，全是令人肃穆的、层次分明的、浓浓淡淡的、深深浅浅的绿色，绿色，还是绿色。森林啊，森林，它是孙长宁的乐园：他的嘴巴被野生的浆果染红了；口袋被各种野果塞满了；额发被汗水打湿了；心被森林里的音乐陶醉了。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敲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接着，它们像对歌似的一声迭一声地叫了起来。引起了许许多多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鸟儿的啼鸣，像有着许多声部的混声合唱。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顺——山——倒——”；“横——山——倒——”。悠远而辽阔。森林里，一片乐声……6、刘心武的《班主任》及其他创作在新时期，刘心武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被誉为“伤痕文学”之父。1977年11月，他发表的《班主任》不仅首开了新时期第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伤痕文学”的先河，而且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序幕。刘心武（1942——），四川省成都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后执教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58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80年调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工作。《班主任》一炮打响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逐渐成为80年代具有贯穿性和代表性的作家。刘心武的主要文学成就体现在题材不断开拓、主题逐渐深化、艺术风格不断花样翻新等方面。其小说创作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A、问题小说阶段。时间从1977年发表《班主任》到1979上半年。他以一个曾经担任过十多年中学班主任、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教师出身的作家独有的视角出发，写了《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十多部“问题”短篇小说，揭示了当时一部分青少年身上存在的种种不健康现象，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深思、令人警醒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性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班主任》是刘心武的代表作和成名作，被誉为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春雷”。它通过对光明中学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接受小流氓宋宝琦插班的矛盾过程的生动描绘，深刻揭露了十年动乱对一代青少年造成的心灵戕害，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声。宋宝琦、谢慧敏形象分析及典型意义宋宝琦是一个深受“左”倾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少年形象，从中寄寓着许多令人感慨的社会内容。宋宝琦之所以堕落为小流氓，走上犯罪道路，绝不象当时有些人认为得那样，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成名成家”思想毒害的，恰恰是“什么书也不读”造成的必然结果。不是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因为没有知识、不辩是非而堕落。谢慧敏是一个更有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精神、思想受到严重伤害的畸形儿形象。表面上看，她品行端庄，无比正确，作为班上的团支书，一直向往“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实际上，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统治教育下，她成了思想教条、行为僵化的“左”倾观念的忠实代表。正如作者所说，“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从审美的角度看，由于“问题小说”过多拘囿于“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议论过多、说教色彩过重、思想大于形象的现象，所以致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受到了损害。这是作家本人的局限，更是时代的局限。对此，刘心武有着清醒地认识：“我强迫自己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后我就遭到了文学本身的沉重反击。”但尽管如此，这些作品无论是对作家本人，还是对整个新时期文学来说，都依然是重要的。它们在历史转折时期，需要勇敢者出来呐喊的时候，率先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反映了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可贵的探索精神。这也是这些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博得赞誉今后能够永存文学史册的主要原因。B、“写人生”阶段。时间从1979年发表《我爱每一片绿叶》到1981年。作品还有《如意》、《这里有黄金》等。人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在当时新时期文学开展的关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中，刘心武显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他转移了创作重心，将精力投放到了对人物命运和遭遇的关注上，深刻挖掘了人际关系、人的心灵、人性、人情等一系列关于人的问题，刻画了一些极富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情味的人物形象。《我爱每一片绿叶》是由“问题小说”向“人生小说”过渡的标志。在这部作品中，写了一个平凡但又怪异的中学教师魏锦星的形象，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沉重。中篇小说《如意》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对一个中学的老校工石义海形象的塑造，实践了刘心武对于人的全部认识。“人要善待人”是石义海最基本的做人准则，很普通，但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它是匡扶正义、尊重他人、安定社会的一道底线。小说主要写了三个故事来歌颂石义海的人道主义精神。1）给批斗死的资本家盖塑料布；2）给受批斗的曹支书解下沉重的哑铃；3）与前清贵族小姐金绮文的传奇式爱情故事。C、都市文化小说创作阶段。1982年，刘心武发表了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了“都市文化小说”阶段。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一户北京普通居民家庭（侯家）由于居住空间拥挤而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达了现代都市人心灵方面的窘迫压抑，传达出了人们强烈要求在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上建造彼此沟通的“立体交叉桥”的迫切愿望，活画出了北京市民的世相心态，展现出了一幅缤纷多彩的人间百态图。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84年发表长篇小说《钟鼓楼》。《钟鼓楼》是刘心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1985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写的是1982年12月12日这一天从早上6点到傍晚6点发生在北京钟鼓楼附近的一座典型的小四合院里的故事。通过对其中9户人家三、四十个人物的经历、心态、命运和种种矛盾纠葛的描绘，立体地展示了八十年代初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市民生活的全部景观，不仅从历史深层和当下状态整体上对现代都市生活做了史诗般的艺术概括，而且对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进行了极为有力的探索，形成了一部极具文化意味的风俗画小说。薛家的婚事（薛大娘、薛纪跃、潘秀娅、薛纪微、孟昭英、七姑、路喜纯、卢宝桑、姚向东）是小说主要线索，又写了发生在荀家（荀兴旺、荀大娘、儿子荀磊、冯婉珠、杏儿、张秀藻）、澹家（澹台智珠、工人丈夫李铠）、詹家（詹丽颖）、张家（爸爸张奇林、女儿张秀藻）、慕家（女医生慕樱）、韩家（编辑韩一谭）、海家（海老太太、儿子西宾）、梁家艺术特点：1）“浓缩一代风貌于一天的社会剖面图”，“‘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画”描写；2）“花瓣式”的艺术结构，又称流动的网络结构；3）京味京腔的北京语言D、纪实小说阶段。写完《钟鼓楼》后，刘心武的创作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由虚构转向纪实，将创作镜头对准了日益变化的现实生活本身。1985年，他独辟蹊径，创作了反响强烈的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由此，开拓了一种新的小说文体。《5·19长镜头》写的是1985年5月19日晚上发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足球骚乱事件，通过一个亲身参与骚乱事件的普通青年滑志明在事件发生前后心态和行为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普通北京市民迷茫浮躁的心态，较真实地再现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回击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对事件的无端猜测和谩骂。《公共汽车咏叹调》写的是北京市民乘车难的问题，通过司机与乘客、售票员与乘客之间的矛盾冲突，呼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和同情。还有《王府井万花筒》、《私人照相簿》等纪实小说。纪实小说是一种兼有报告文学和小说的双重特色的新的文体，是现实新闻题材和文化思考相结合的产物。主要特点是虚实结合，往往以理论思考来统帅感性生活，直逼人的灵魂，具有很强的思辨力量。刘心武的纪实小说有力地开拓和倡导了了这种小说文体。E、多元化时期。1987年发生的“舌苔”事件，使刘心武受到很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