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市创新社会管理之我见

铜陵市创新社会管理之我见[摘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的任务非常繁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新体制，成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关键环节。《决定》指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市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铜陵市在全国率先实施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今年撤销全市原有的10个街道办事处，把61个社区工作站整合为23个社区居委会，将计生、民政、社保等服务职能全部下放到社区，将原来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调整为“市—区—社区”三级服务。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让铜陵实现了为民服务的朝下延伸,居民幸福感的向上提升。铜陵市2011年出台实施方案，对本市人口实行一体化户籍管理登记制度，在全省率先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为公平、公正对待流动人口，保障其合法权益，该市积极探索创新，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研究出台了居住证管理规定。2011年11月23日，铜陵市首批20张流动人口居住证发放，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同城同待遇，并将逐步配套进行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12项制度变革。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集聚，社会管理的压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在基层，乡镇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阵地，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提升社会管理水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满足多元化社会需求铜陵市是我国最小的地级市，却管理着一个经济容量为330亿元GDP，有着近80万人的城市。但是，铜陵的公务员却为数不多，面对小政府相对有限的公共资源和大社会庞大社会服务之间的矛盾，必须要从根本上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寻找社会管理的新方法。首先，从“管控”到“服务”理念的转变。面对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诉求，市政府要转变观念，充分信任社会组织和民众自治的力量，创造条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实现从管、控、压、罚实施社会管理到与社会组织平等对话、协调、合作的转变；要树立社会服务意识，从“万能政府”转型为“有限政府”，通过监督、引导及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其次，要实现从“经济发展优先”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协调、并重”的转变。市政府要认识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协调，没有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经济发展无以为继。再次，要实现从“区别对待”到“一视同仁”的转变。面对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日趋激烈的矛盾，市政府要重视和维护外来人口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做到“均等化”，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打破地域、阶层界限，一视同仁。（二）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社会协同”功能的发挥目前，基层社会管理有五大载体，即基层党组织、村（居）自治组织、社区服务中心、集体经济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为了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社会协同”功能发挥，铜陵市可以做以下尝试：首先，构建党委领导下的复合主体社会管理机制。基层党组织特别是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村居自治组织负责协助行政事务，反映社情民意，吸纳社区成员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的窗口，协助政府委托的人口户籍、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城管建设、国土规划等各项服务，确保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承担公共服务的经费供给。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民间团体）在公益慈善、居家养老、便民服务、医疗卫生方面发挥协同作用。这种复合主体的管理机制能改变政府对社会的行政管理，社会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冲突矛盾化解、文明乡风构建等多个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种治理模式下，社会管理的五大载体各司其职，分工协作，配合顺畅，基层社会管理成为一个多方互动、相互协作的过程。其次，大力发展民间慈善机构，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和资源参与社会建设。在政府权力之外，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社会组织网络，是新一轮体制改革及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温家宝总理提出“在社会事业所有领域，都要进一步放宽准入，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为此，铜陵市可以采取“政府引导”的方式大力扶持一批专业性强、具有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可度高的社会服务团体，民间力量的社会服务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第三，构建“两社三工”的社会工作新格局。铜陵市可以借鉴香港、广州、深圳等地的经验，通过发展社区服务、培育社会组织、建立现代社工制度、发展义工队伍、吸收优秀外来工参与社会管理等手段，构建社团和社区相互支持，社工、义工和优秀外来工相互补充的“两社三工”社会工作格局，为铜陵、全省乃至全国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及社会工作的推广探索经验和提供示范。第四，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创建社会服务购买的“铜陵模式”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既可化解政府管理一元化与公共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也可化解在绩效管理机制下，政府考核的刚性与地方政府有限财政能力之间的矛盾。大力推进社会服务购买，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服务购买模式——铜陵模式。铜陵模式与其他社会服务购买的最大不同在于：社会工作服务的购买及供给主要由民间组织进行具体运作，政府只是起引导作用，并对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进行财政补贴。（三）改革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提升社会管理的能力铜陵市要充分认识到想要提升社会管理的能力，就必须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构建与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相适应的财政保障机制，逐步形成公共财政对包括社会工作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体系。铜陵市在这方面可以做出以下的尝试：一是在明确市县级政府与镇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责任及相应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建立由市县级政府和镇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分类别、按比例的财政分担机制，使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在事权划分上，改变传统的按事务隶属关系划分的方法，使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三是在产生的城镇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排污费、水建基金等费用，除规定上缴国家部分外，省、市、县留成部分，全部或部分返还给镇财政；四是建立健全社会建设资金保障机制，确保社会建设支出增长高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四）建设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提升社会管理专业化水平首先，以居(村)福利会为载体，重点在社区(村)的低保优抚、居家养老、家庭调解、青少年辅导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并聘请专业督导员跟踪指导。铜陵市可以试行以民间组织为载体推动“社工服务辖区全覆盖”。同时，借鉴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社工发展和管理经验，社会工作者制度，壮大志愿者队伍。其次，建立社工、义工和外来工联动机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推动，民间组织运作，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发展格局。贴于南粤论文中心:htt再次，对社工进行专业化培训，开发建立起一支高素质、职业化社会工作者队伍。铜陵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对社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培训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社工技能，还包括许多专业知识。顺德区社工协会建立后，将会与教育局、卫生局等专业部门联系，依托这些机构更好地培训本地的社工。（五）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的危机应对转型期中国的风险型社会矛盾具有突出的人为性和制度性，因此，必须从其确定的存在根源着手化解其产生的根据。铜陵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源头治理。首先，重建社会规范体系，在不断完善各种制度之余，大力宣扬传统社会规范的社会管理价值。大力改善社区管理服务的软件环境，通过社区道德体系建设，发挥精神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润滑作用。其次，完善利益保障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条件，探索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脱钩的步伐，促进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等。再次，疏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积极发挥社区和社会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它们反映诉求，收集民意。重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了解民情、反映民意。（七）“社会工作室”细化民生服务铜陵市可以创设了多个各具特色的街道（社区）社会工作室，向居民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服务。如“闪婚一族”的婚姻矛盾多，可以找“**工作室”解心结；银发老人心灵孤独，有“**工作室”的社工组织活动“派对”；遭受挫折的青少年可以到“**工作室”重拾信心；流动人口要维护权益，可以求助“**工作室”；智障和精神残疾人可以参与“**工作室”和“**工作室”来释放压抑情绪。四、铜陵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挑战（一）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难以承接社会管理的重任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发育还相对缓慢。虽然社会组织数量不少，但良莠不齐，结构失衡。同时，传统型社会组织比较多，而与社区自治相契合的现代服务型社会组织较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强，大多数社会组织都是政府机构的延伸或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关系；社会组织供给的社会服务不足，明显落后于公共服务的增长需求，社会组织普遍缺乏参与服务提供的实践经验。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很难真正担当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提供的社会服务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缺乏，后备力量不足社会管理是一项专业很强的事业，需要专门的人才，特别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而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缺口严重。根据有关部门数据，截至2008年，广东45.5万从业人员中，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只有969人，仅占从业人员的0.21%。深圳1000多万人口专业社工才25万人。铜陵市专业社工比例更少。我国大专院校近年虽陆续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但社会工作教育处于起步阶段，专业化训练的意识和条件都不具备，而且社会工作属于弱势专业，招生人数非常少，毕业生就业较为困难，这些因素使得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后备力量短期内很难充实。另外，社会工作人员职责定位不明确，社会地位不高导致很多专业人才改从他业，一些进入社区或福利机构工作的专业人才，也因待遇偏低、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而不能安心工作。（三）社会服务购买中的监督机制缺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前已经逐步成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导形式，由于社会组织的公益性目标、提供公共服务的传统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求等原因，推进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政策重点。但是随着社会服务购买的增多，也暴露出购买过程不规范、责任流于形式、监督机制缺乏等问题。凯特尔的研究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发展或促进竞争”，南粤论文中心:，我市政法综治信访系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政法综治信访工作涉及到多个层面，既有深入群众扶危济困，也有落实政策改善民生。既有改进措施便民利民，也有履行职责为民执法。抓好政法综治信访系统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把增进感情与提升能力相结合，要把日常走访与完善机制相结合，要把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相结合，要把专门工作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做好政法综治信访工作要创新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要求和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摆上突出位置，纳入第一责任，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安庆实际的社会管理体系，努力实现动态的、持续的、可控的稳定。（一）要从源头上下功夫，着力推进社会管理关口前移。建立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让人民群众感到越来越安全；要在矛盾排查调处上下功夫，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有处说话，问题有处反映，情绪有处释放。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大调解格局，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要在加强应急管理上下功夫，通过多种方式普及应急知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防灾和应对危机的能力；要在掌握重点人群上下功夫，努力发挥社区管理作用，使“社会人”变成“社区人”，依托社区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实施分类分级管理；要在两新组织管理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二）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稳定工作和群众工作，必须切实加强政法系统干部队伍建设，着力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