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述题

★★★试论西周时期礼与刑的关系。礼与刑是西周法律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在规范内容、社会功能、实施上不尽相同：（1）从规范的内容来看，礼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主要属于道德范畴，有部分内容属于法律的范畴，它确认和维护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秩序；刑是规定对各种犯罪行为应处以何种刑事制裁的规范，都属于法律范畴。（2）从社会功能来看，礼起到“禁恶于未然”的作用，而刑则起到“禁恶于已然”的作用。（3）从实施上来看，礼主要是通过舆论、教化发挥作用，严重违反礼的才施以刑罚，刑是通过各种刑罚的实施来惩戒犯罪；并且西周时期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制原则，以上可见礼与刑在实施方式、实施对象上存在着巨大差别。礼与刑又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西周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西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相一致，统治者以礼为主，以刑为辅；只有当礼失去效用时，才施用刑罚，刑是礼必要的补充。同时，刑的制定和实际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以礼为指导，用刑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礼治秩序。春秋战国★★★试论《法经》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法经》在立法宗旨、内容和体例方面具有以下四点特征：（1）维护和巩固新的封建制度。《法经》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维护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为了确认和保护封建经济关系而制定的。（2）确立和维护新的封建等级制度。《法经》虽然在形式上废除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但是它又确立和维护了新的封建等级特权。对违反封建等级制度者予以严惩。（3）体现了法家重刑轻罪的原则。《法经》体现了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重刑轻罪”、“以刑去刑”的思想，即对于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也要处以重刑，以达到使人们不敢轻易违法犯罪效果，从而起到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4）开创了我国封建法典编纂的新体例。《法经》改刑为法，使法与刑分离。它首先开列罪名，然后规定刑罚，开创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体例。此后的秦律、汉律在体例上都其影响。《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颁布表明中华法系的肇始，为后来封建法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在其十二篇之中，有六篇与《法经》有着直接传承关系。可以说，《法经》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是深远的。试述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商鞅变法时确立的法律思想和韩非的法治理论，成为秦统一后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法为本，事皆决于法。“以法为本”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法治”理论的核心，“事皆决于法”是先秦法家“事断于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秦统一以后，摒弃礼义而专任法治，把韩非以法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在修订、补充秦国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了涉及各个领域的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以求达到处理各种问题皆有法律依据。（2）君主独断，法自君出。秦统一以后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体系。为了维护皇帝在封建官僚体系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秦朝统治者特别强调要维护君主专制，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皇帝的命令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皇帝本人是最高司法长官。（3）严刑峻法，深督轻罪。秦朝统治者迷信法律万能，自然奉行先秦法家严刑峻罚的思想。他们把严刑峻罚作为镇压人民的有效手段，期望通过重罚轻罪，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4）法令由一统，民以吏为师。实现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必须以法令的统一为其前提条件；要达到法令的统一，又需要普通民众对国家法令有一致的理解。因此，秦朝统治者强制民间向官吏学习法律知识，不允许民间传授、评议法律；以保证法律内容的统一、人们思想的统一。西汉立法思想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西汉时期实现了从“以法为本，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到“外道内法”的黄老思想，再从黄老思想到“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儒家正统思想的历史转变。（1）西汉初期，统治者总结秦朝覆亡的教训，改变了秦朝专任法治、严刑峻罚的立法思想，确立了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的立法指导思想。黄老思想以“无为而治”为核心，具体表现为“约法省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立法方针。汉高祖首先废除秦朝繁苛的法律，制定《九章律》，奠定西汉法制的基础；实行十五税一，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文帝、景帝继续减轻赋税，并推行刑制改革，废除某些肉刑。黄老思想与西汉初期的社会需要相符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2）自汉武帝开始，确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经过西汉初期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汉初分封的诸王他们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各地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继续推行以前的“无为而治”、“约法省刑”已经难以奏效，统治者不得不转变立法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德主刑辅”作为官方正统法制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治理国家要把德和刑结合起来，但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刑在施用顺序上，要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施刑罚。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律思想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时期刑罚改革的措施有哪些？并对其加以评价。汉文帝所进行的刑罚改革主要是用徒刑、笞刑和死刑取代黥、劓、斩左趾、斩右趾等肉刑。具体是将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徒刑根据轻重差等规定了相应的刑期；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入于死刑。汉文帝虽然以徒刑和笞刑取代了一些肉刑，但是取代肉刑的笞杖数太高，实际执行中常杖人致死。所以此次改革并不彻底。汉景帝在位时，又两次下诏改革刑制。将原来劓刑笞三百之数最终减少到笞一百，斩左趾笞五百之数减少到笞二百；并颁布垂令，明确规定执行笞刑笞杖的规格、行刑的方法、捶击受刑人的部位，减轻了笞刑的实际残酷程度。西汉文帝、景帝的刑罚改革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废除肉刑，残酷的肉刑斩右趾又恢复施行，对宫刑也没有采取改革措施；但是通过此次刑罚改革，肉刑已经不再是刑罚体系中的主要刑种，而徒刑和笞刑成为主要刑种，使得奴隶制五刑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为隋唐以后中国封建五刑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律逐渐发展完备成为最稳定的法律形式。汉《九章律》虽然简要，但是不敷于用，以致有傍章、越宫、朝律作为补充，此外还有各种杂律，篇目滋繁难，免歧异丛生。自曹魏定《新律》开始变革律的体例和内容，至《北齐律》删繁就简，以《名例律》开篇，全律共十二篇、九百余条，其科条简要便于司法适用。律作为一种稳定而重要的法律形式也逐渐趋于成熟，最终成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其次，律与令开始有了严格的区分。汉代以前，律令同为定罪量刑的法律规范，二者在性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至晋朝，《晋律》序言中明确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正式在性质上确定，律是定罪量刑的稳定的法律形式，令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律形式，违令当治罪者，要依照律文的规定定罪处刑。再次，从以格代科、以格代律，到格由主要法律形式退居为次要的法律形式。自汉代以来，科成为改革发展汉律的一种法律形式。特别是曹魏时期，格是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至魏明帝制定《新律》，把格中有关刑事的内容抽取出来归纳入律，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走向衰落。北魏中期，开始以格代科，格成为一种辅律而行法律形式。北魏后期至北齐初期，格取代律成为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例如东魏颁布的《麟趾格》实际起到律典的作用。到《北齐律》的颁行，律重新取得主要法律形式的地位，而格虽与律并行，但退居次要地位。最后，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式作为一种法律形式最早见于秦，此后历经发展，至西魏编定《大统式》，式确立为独立的法律形式。式主要规定国家机关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多属行政性法规。魏晋南北朝时期，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它们之间的界限和相互关系大致都已明确，为隋唐以后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本格局。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法定刑的规范化。魏《新律》将法定刑确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晋律》中规定了死、髡、赎、杂抵罪、罚金五种法定刑，每一种法定刑又分为数等。《北魏律》规定了死、流、宫、徒、鞭、杖六种法定刑，《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改革，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使刑罚趋于宽缓，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免除宫刑，进一步废除肉刑。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北魏律》还曾把宫刑作为一种法定刑，至北齐宫刑被彻底废除，《北齐律》所规定的五种法定刑不再有宫刑。其次，缘坐的范围有所缩小。秦汉以来缘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妇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曹魏时期所定新律缩小了缘坐的范围，并开缘坐不及出嫁女的先例。南朝《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的范围，创缘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北魏律》虽然规定的缘坐范围较广，但孝文帝以诏令特加缩小：非犯干名犯义之重罪者，缘坐处死皆止其身。再次，定流刑为减死之刑。从北魏、北齐开始，流刑已成为一种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自汉文帝以来死刑与徒刑之间的差等。北周又将流刑按里程分为五等，使流刑更为规范化。★★★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进一步儒家化的主要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祸连接、时有武人任刑肆杀，但是这一时期延续了汉代以来法律儒家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进步趋势。这一时期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1）从儒家恤刑慎罚思想出发，刑罚总体上趋于轻缓。规范化的、比较轻缓的封建五刑正在逐渐形成，进一步废除肉刑，缘坐范围也有所缩小。妇女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给予特别照顾，妇女应受体罚者，一般减半数执行，并可以使其免于裸露身体；孕妇可以免受体罚，执行死刑要在生产百日之后。（2）确立了服制定罪和存留养亲制度。自《晋律》创制服制定罪以来，亲属相犯，其定罪量刑不同于一般常人犯罪，要依服制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以体现儒家亲疏有别、注重维护亲伦秩序的精神。存留养亲则是以儒家的孝道改变既有的法律规定，对于犯罪人而言，也体现了统治者以德服人的宽仁。（3）“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北齐律》对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德行为加以概括，定为“重罪十条”列于律首，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4）确立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制度。曹魏制定魏律时，总结前代经验，将周礼八辟之制定为“八议”，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把类官僚贵族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自《晋律》、《北魏律》到《陈律》，逐步确立了“官当”之制，凡有官爵者犯罪，都可以用官品、爵位抵罪。★★★为什么说开皇律是一部承先启后的法典？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命高颍、杨素等人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最后主要以《北齐律》为蓝本制定完成《开皇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去重就轻、删繁为简的原则修订《开皇律》，废除死罪八十余条、流一百多罪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开皇三年议定的《开皇律》，在继承《北齐律》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1）全律分为12篇500条，比《北齐律》的12篇949条更为简要。（2）系统地规定了封建官僚、权贵享有的法律特权，不仅保留完并善了以前的八议、官当制度，还新增加了请、减、赎等特权。（3）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于《名例律》中特设“十恶”之条，并在量刑及法定减免条款方面加以特别规定。（4）废除了前朝的许多酷刑，以北朝的五刑制度为基础，在名称、刑等方面稍作变化尤其是基于减少重刑种等级的原则，对刑等作了适当调整，使其进一步趋于合理。最终确立了封建五刑制度：死刑，分为绞斩二等；流刑分为三等，并明定里程数；徒刑仍为五等，但是各等年限均已缩短；杖刑、笞刑各为五等，各等级之间相互衔接。《开皇律》又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它的上述内容基本为后来的唐律所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开皇律》上承魏晋南北朝之立法，下启唐律的议定，在我国历史上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法典。★★★试述《唐律疏议》在律学上的成就。《唐律疏议》把法典条文和律学疏议密切结合在一起，律条与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中疏议是对汉晋律学律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