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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转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列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确立阶段和完成阶段。一、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到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前这一阶段的历史,应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准备阶段。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在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处理好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和经济上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为全会起草的决议和作的报告,成功地解决了我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七届二中全会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起始标志。全会确定了革命转变的方针,具体表现在:第一,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任务,全会的决议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在对中国国情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从理论和重大原则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借重“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战略问题。第三,全会提出了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为建国的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治上的保证,从而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作了政治上的准备。全会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必须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同年9月,全国政协一届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对上述两个文件的基本思想,从法律上予以确认。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处理了政治同经济、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明确了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段历史可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阶段。这是因为:其一,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个率领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党变为代表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党,这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也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其二,在这半年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虽然主要任务仍然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但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因素,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残余势力这个主要矛盾到1949年底有了进一步解决,一是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驱逐以后,官僚资本主义也基本被消灭了,二是我国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改的地区约占农业人口三分之一,三是到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激化,在市场和金融方面已表现为主要矛盾。其三,在世界范围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运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从此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坚强的工农联盟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从1950年6月到1952年底,这段历史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确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有了基本明确的认识。这几个问题主要反映在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七届三中全会具体规定了建国后最初三年的任务,制订了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纲领,明确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实施步骤。全会把建国后最初三年划了出来,确定为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头一个阶段。同时,全会原则上确立了建国后头三年的指导方针:一是明确了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思想。我们仅用3年时间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二是认识到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三是明确了建国头三年必须把解决民主革命和建设的遗留任务放在首位,集中力量解决民主革命任务,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条件。与此同时,又不能离开国民经济的恢复,单纯地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需要把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同恢复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在各条战线上开展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据此,我认为,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丰富和发展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它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会议确立的战略策略方针,正确处理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对整个过渡时期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确立阶段的开始标志,应给予高度评价。正是在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党领导全国人民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其它各项改革运动。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矛盾错综复杂、百业待兴的局面下,能够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抓住主要环节,顺利地渡过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转折。从1952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3年初,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四、从1953年初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结束,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完成阶段。这个阶段以1955年下半年为标志,又可分为前后两个小阶段。1953年初,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点,以此为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此时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全党全民的总任务,此时开始。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较完整的表述,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批准了这条总路线。由于对列宁过渡时期的理论片面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认识出现偏差,在理论上过分强调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1955年下半年起,伴随着对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过高估计和党内反右倾斗争的不断升温,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在实践工作中出现了不尊重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经过一年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1957年以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严重偏差,轻率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逐步走上了以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歧途。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解决起来也更加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长期成为贫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认识有偏差,在理论上过分强调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社会主义社会误认为就是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社会,结果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缺乏生机和活力的机制,以致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延缓、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破坏性的作用。此外,这个时期,我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抓得较紧,但却忽视了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在国家生活中以及在党内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严重,旧中国贫困、落后、腐败的烙印,仍深深地留在新中国。这极大地危害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以及党和人民的团结,也是党内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之风的重要思想根源。尽管这个时期工作上有很大失误,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存有严重缺陷,但我们不应否认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不仅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大方向,而且相应地解决了工作中心、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等问题,从而有效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和根本方向,它把我国的历史由新民主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之,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纲,……但它并没有在取得政权的时候打算马上这样做,而是到1952年—1953年间才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作出这个选择的,随后1954年被确定在由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里,”(注:胡乔木《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求是》1980年第19期。)虽然由于急于求成,在前进中出现了一些曲折,过渡时期结束得早了一些,但把一个6亿人口的国家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本文标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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