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理学视角下设计的知识

事理学视角下设计的知识、程序与方法胡飞①（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武汉430070）摘要：本文从事理学的视角，解析了设计中“事”与“物”的关系：事与物对应于设计知识系统的内外因素，设计知识的求索也即对“物”的内修和对“事”的外炼；设计创造为建构“事”与“物”的适宜关系，因而设计程序成为认识既有关系、创造全新关系。关键词：事物事理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柳冠中教授在赫伯特.A.西蒙（Hebert.A.Simon）“人工科学”（TheScienceofTheArtificial）的理论基础上，汲取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建构出设计“事理学”理论框架。其理论特点在于：超以物象之外、得其事中之理，关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非要素本身，强调行事的过程而非事物的状态，偏向理解行为与意义系统而非解释其因果逻辑，提倡设计者与用户之间的主体间性而非设计者的主体性。下文通过解析人造“物”与人为“事”这一事理学认识论基础，引发对设计知识、程序与方法的思考。1设计的对象：从人造物到人为事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事”这一人类行为活动是先于作为“物”的产品存在的。事是确定产品之为此物而非他物的限定范畴。一切人造物都是为了通过特定活动解决特定问题达到特定目标才成为现实确定的“物”的。因为要喝水，那就产生了杯子，要贮藏就产生了罐、翁、缸，要炊、煮就有了锅、鼎、鬲。同时，事是物的存在方式，脱离了物去分析事也就毫无意义。人造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工性及其人所赋予的目的性和价值。事是人与物发生关系的存在状态。人不是直接与物发生关系，而是通过“事”与其使用的物发生关系。一个杯子之所以成为杯子就在于它被人用来饮水。离开了饮水这种活动，杯子就不成杯子了。也即，杯子等物之作为该“物”存在是以它们为人所使用这种“事”为前提的。人使用物的这件“事”既揭示了人的存在，也揭示了物的存在。事也是此物与他物普遍联系乃至构成整个物质世界的关联要素。同时，事又是人与他人的发生关系的存在状态。如，饮水这种活动（事）不仅指向杯子（物）和制造杯子的原料，①作者简介：胡飞（1977-），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设计符号学与用户研究。图1事与物的辩证关系也指向制造、销售、使用杯子的人。事也是人与他人普遍联系乃至构成整个人类社会的关联要素。所以，设计既是研究人工“物”的科学，更是研究人为“事”的科学。从哲学的角度看，“事”“物”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是实体在特定联系中的特定表现形态；物即“特定表现形态”，描述事物赖以表现出来的特定存在物，是“实体性要素”；事即“特定联系”，描述事物与它事物的联系，是“关系性要素”i。G•J•克勒将系统划分为两种，一为“事物定向的系统”，“集中研究某些类型的事物，而不管任何特殊类型的关系”，因而它与传统上将科学划分为学科和专业密切相关，以实验为基础；一为“关系定向的系统”，“集中注意的是同包容在系统中的事物的类型无关的那些系统现象”，以理论为基础，因而与新兴的系统科学密切相关ii。由此可见，“物”实质上就是“事物定向的系统”，研究“关系表现出的属性”；“事”实质上就是“关系定向的系统”，研究“属性表现出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都是讲“事物”，而不是只讲“物”。古人谈道器兼备、道技兼进，都没有脱离“道”去谈器物；“器”是人们做事的工具，是人化了的物，是具有理想、观念、方式、情感的物。只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传入，我们才逐渐淡忘了“事”而专注于“物”，即，往往只注意到了事物的实体性要素，而忽略了事物的关系性要素。所以，事物不是单纯的实体性存在的“物”，而是实体性要素和关系性要素的统一。“物”既是行事的手段，又是事毕的结果；“事”既是隐藏物后的背景，又是呈现物态的前台。就物论物，过于狭隘；就事论事，流于空泛。只有以事论物、以物求事，人为“事”“物”整体地、共同地、辩证地构成了设计。2设计的知识：外修内炼、按图索骥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同时也是一门“知识性”（Knowledge）的工作。VictorPapanek认为，社会、文化与观念的改变将引导设计发展的新方向iii，也即，“物”因“事”变。荷兰飞利浦公司设计总监StefanoMarzano则强调，设计是一项前瞻性活动，新概念和新产品的诞生预示了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未来走向iv，即“事”随“物”易。两者看法虽有差异，但都表明设计活动在“事”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揭示出设计知识的建构途径。从设计知识的角度看，前者由外部的“事”的知识影响设计的内涵，是应用其他领域知识或受其启示，经由设计实践转化为设计知识。这种针对外部环境变化而思考设计内涵的转变是设计知识的“外修”过程。后者将设计视为生产新理念与新知识的创造活动，由设计活动产生新知识并向外连接其他知识，进而参与整体知识的创造活动。这种通过设计创造活动推动既有知识体系是设计知识的“内炼”过程。就产品开发设计而言，前期的市场调研和用户研究阶段偏重于“外修”，去研究“事”；而概念设计阶段偏重于“内炼”，去创造“物”。但也必须强调，设计研究过程中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只关注“事”而否定“物”或者只强调“物”而忽视“事”；研究“事”是为了创造“物”，所创造的新“物”又诞生出新“事”。“外修”带动“内炼”，“内炼”又触动“外修”；设计知识就是在不断的“外修”与“内炼”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杨砾的设计科学框架无疑建立起一个设计知识的复杂网络。面对茫茫的知识海洋，人为事物观念无疑可以担当“知识导航图”的角色。在设计活动中尤其是创意发展阶段，当需要某项专业知识的时候，设计者可以透过“知识导航图”的联结牵引，按图索骥，找到设计创意的知识源头。在具体实践中，设计者可以透过产品（物）与服务（事）的相关性理解，将以往相同或近似产品的设计经验、通过分析既有产品揣摩他人的设计经验以及过去曾解决的其他领域相关问题的经验等及时总结，并分别置入相应的知识库中，不断积累经验、扩充知识。每次承担一个新任务，都意味着面临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每一次设计的完成，也意味着设计者自身知识的一次重组。进一步，可以由之建构一个知识交流的网络系统。不仅仅是设计者自身进行知识扩展和知识重组，而更应该让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和设计者结合起来，通过形成具有宽广知识的设计团队，透过内外知识的互动，加入不同技能、思维与观念，巧妙结合，激发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CraigM.Vogel将MBA加入自己的设计团队；IIT则请来人类学家帮助设计研究；Microsoft则将语言学家置于界面设计的团队中……设计创造存在于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思维边缘，设计灵感在人与人的思维激荡、知识与知识的强烈碰撞中迸发，而不是孤立于单一的知识或技能领域之内。3设计的程序：认识既有关系、创造全新关系一般设计程序是以设计问题为起点、将各阶段内最适合的形式依次推导出结果的线性推导过程。如今“蝴蝶效应”（ButteryLoops）已遍布宇宙，“风马牛”也早已相及，整个设计视界都是充满错综复杂关系的动态立体网络。设计知识的相干性也使得“设计”在本质和运作上都不能以局部知识充当整体。设计创造的重心正逐渐由问题求解转向把握关系。一方面，通过梳理设计知识的“关系”，整体认识既有“事物”。通过收集原始数据和资料，如调查报告、销售额、GPD或物价指数等；有目的地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为传达某种主题（“事”）的信息；再根据其相互关系，建构起有序的设计知识网络，从而认识“事”与“物”之间的既有关系。另一方面，更广泛、更全面地理解用户，通过对其生活细节的观察和了解，分析其行为、目的、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购物、就餐、驱车、家中休憩还是网上冲浪，都要以“联系”的目光审视、以“联系”的方式思考人们怎样与其“生活世界”中的某些方面发生联系。在这一点上，事理学观念显示出强大的优势。从时间、地点、用户、物件等要素入手，以“事”为线索建构用户生活体验的框架图解，即针对特定的人，梳理人们与世界的关系性概念，建立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相互适应、相互适合的关系性语言。通过对设计知识及其关系的全面认识和对用户生活及其关系的全面理解，我们既可以从用户的角度，身在“事”中，寻找已断裂的联系、发生冲突的联系或不满意的联系，即“不适”的联系；也可以跳出“事”外，从整体的角度以某种价值判断去发现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有益处的联系，即“更适”的联系。因此，设计也由单一的解决既有的“不适”问题迈向更为广阔的创造全新的“更图2杨砾和徐立建构的“设计研究与设计科学”适”关系，设计结果也从新“物”种的创造迈向更为广阔的“事”（服务、活动等）的创新。4设计的方法：巧于因借、藏巧于拙设计知识的“外修”驱动着设计理论日新月异、设计方法层出不穷。认知心理学方法运用于界面设计，民族学方法运用于用户研究，管理学方法运用于设计管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产品生命周期……知识的学科边界已经非常模糊，整个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都呈现出社会科学转向，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有可能与设计联姻产生新的理论和方法。那么，设计自身的方法何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纷繁芜杂，在梳理既有关系时任何方法都能为我所用。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可用于具体信息的解读，统计学的矩阵分析法可用于快捷有效的信息整理，人类学的图片日记法和影像故事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理解用户……既有方法的摄取、消化、吸收、整合、应用中仍有规可循。设计者需要建构两套关于世界关系的认知图式，或以用户为中心，透过“他者”的认知与解读，建立起对话式的不确定的意义网络；或以设计者自身的角度，通过“自我”立场的诠释，以生活的直觉感官经验为依据的设计思考。与之呼应，所需两类不同方法都可以在相应的知识领域中获取，如图片日记法和影像故事法就是以用户的视角展示生活；而观察法则表现出设计者自身对用户生活的理解。更为关键的是，沟通“他者”和“自我”的视域的方法，即“设计沟通”的方法。前者是来源于知识的方法，设计者须巧于因借，利用既有知识领域中合适的方法，以知促行；后者是来源于经验的方法，设计者须藏巧于拙，通过大量设计实践积累经验，于行中知。设计方法的本质在于整合既有方法、创造新方法。世界普遍联系又瞬息万变，设计活动的开展没有既定的设计程序，也没有规定的操作步骤，更没有固定的、必须的、唯一的方法。每次设计活动都是依据特定环境、特定条件，巧于因借、整合设计方法的过程，是重新选择方法、运用方法甚至创造新方法的过程。当然，受既有方法的局限将丧失成长的动力；若一味创新，没有在过去中汲取资源，又会减少被认同和再利用的机会。设计方法完全是在“巧”与“拙”之间对比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5结语事理学以“事”作为思考和研究的起点，从生活中观察、发现问题，进而分析、归纳、判断事物的本性，从而提出系统解决问题的概念、方案、方法、机制；事理学通过研究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下的需求，从人的使用状态、使用过程中确立目标系统，然后选择造“物”的原理、材料、工艺、设备、形态、色彩等内因的研究，运用已知的自然科学成果，在不断地、限定性地解决人类生存形态的同时发现新问题创造“新方式”和“新物种”。确切的说，事理学并非具体的设计方法，而是“重组资源、知识结构创新的系统设计方法论”，是知识经济社会的设计方法论。事理学不是设计知识，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知识、吸收知识、转化知识；事理学也不是设计程序，但是可以引导我们组织程序、调整程序、完善程序；事理学更不是设计方法，但是可以启发我们借用方法、归纳方法、创造方法。事理学方法论是设计观察的方法论、设计思考的方法论、设计创造的方法论，这种动态的、关系主义的、多元的设计方法论将引导我们去“看”设计、去“想”设计、去“做”设计。注释i姜云：《事物论》，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ii[美]G•J•克勒：《信息社会中二维度的科学的出现》，闵家胤译，《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第46页。iiiPapanekVictor:“TheComingofaNewAesthetic:Eco-logic,Etho-Logic,Bio-logic”,Design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