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地主阶级崛起与清朝灭亡

050212032012301224宋嘉琦汉族地主阶级崛起与清朝灭亡在百度上搜索清朝灭亡的原因能得到以下结果：1、政体落后，封建社会必然退出历史舞台2、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经济军事落后，不接受先进技术和文化；3、西方列强的入侵；4、政治腐败，国力衰弱；5、国内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以上五条基本上是史学界的主流意见，而我个人认为：汉族地主阶级崛起对清朝灭亡的作用并不亚于以上五条，讲这个话题，就要先从满汉民族矛盾讲起。从1644年清军入关，直到1683年，收复台湾。在这几十年中，满汉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首先，清军攻城略地时，进行了很多残酷的屠城，除了“扬州十日”，清军还曾经在广州、四川、赣州、江阴、湘潭、大同、南雄、潮州、常熟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随后，清廷下令汉人改变传统的风俗，剃发易服，并镇压反抗民众，制造了“嘉定三屠”等惨案。此外，在清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大设文字狱，控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把民族主义排在第一位，尖锐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迥然不同于资产阶级改革派心中的“驱逐洋夷，振兴中华”。提出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政治口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唤起民众的支持，因此，对满族仇视的绝不只是孙文一人，应该说是从清军入关开始的民族仇恨，延续二百余年没有断绝。从清朝建立开始，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中国，清政府在不断增加汉族官员的比例。这种举动看似是与汉族地主阶级分享政权，本意是扩大统治阶级的力量，巩固统治基础。这种分享是在维护汉族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的基础上，建立一层新的，满族贵族对汉族地主的统治，加之国家财政要负担旗人的粮饷，其结果，必定是更加加重农民阶级的负担。因此，除了康乾盛世之外，清朝再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农民的拥护，著名的天地会运动延续两百余年直到清末还未断绝便是很好的证明。而且，清政府虽然用武力逼迫汉人剃发易服，但却无法淡化汉族的民族意识，以至于洪秀全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起义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蓄发易服。作为被统治者的农民，。自然不会对清朝产生什么好感，而清朝统治者竭力拉拢的那些汉族地主也并非都效忠朝廷。天下以利合者必以利分。早在清初，吴三桂就给满族统治者上了一课。当时清廷撤藩的原因，一是削弱地方势力，保持中央集权；二是裁减兵员，减少财政开支，并不是因为对汉将抱有成见。而吴三桂的讨清檄文却毫不客气，骂他们“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而更让满族统治者大跌眼镜的是：就连吴三桂这个双手沾满汉人鲜血的刽子手，进兵北伐时，也得到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和明朝遗老的响应和支持。虽然他的起兵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地盘，争利益，但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反清的高潮。当时距清军入关不过三十年，汉人对满人的民族仇恨之深并不让人意外。但这次事件却给清朝统治着敲响了两百余年的警钟——连吴三桂这样帮我们打下半个天下的人都不可信，还有哪个汉人可信？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清朝政府在在其整个执政历史中，对汉族地主阶级严密监视提防。在用人制度上，乾隆曾说：“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而清代汉人入仕基本要通过科举考试，清朝统治者的真实用意是想把汉人精英完全束缚在八股取士的道路上，以文章博取功名。而旗人则专心习练弓马，保持勇武善战的传统，随时可以镇压汉人的反抗。在官员数量比例上，满族官缺不能任汉人，汉缺则旗人当然可以担任。边疆地区的官职、八旗官职和理藩院等重要部门汉官不能担任。涉及军事、皇族、民族事务和钱粮军火等重要事务汉官无权处理。地方督抚虽然不限满汉，但康熙时期汉人担任督抚的“十无一二”，乾隆时期清军入关已经一百多年，江南才士杭世骏，试于保和殿，在策文中提出了“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界”，并指出，当今用人还是“内满而外汉”，例子是当时侧重军务的总督都全由旗人担任，没有一个汉人，巡抚“满汉各半”。以上种种情况直到清末也没有得到改变，光绪年间，满清宗室、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说：“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百分之一，八旗之京官多于汉人数倍”而在权力掌握上，汉官从未进入过权力核心。清初最高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皆以满臣充之”。后来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多为满、蒙人担任，而没有实权的内阁则汉人文士居多。清代中央六部，一个部有一满一汉两个尚书。虽然名义上不分高下，但各部实权完全抓在满官手里。这种政治歧视，注定会让汉族地主阶级对清朝统治者产生强烈的反感。但慑于力量对比悬殊，始终没有反抗。正是这种极不稳固的政治制度支撑了清朝两百年的历，直到太平天国运动时，因为八旗与绿营战斗力低下，清朝不得不开始依仗汉族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这种做法，与当年罗马帝国雇佣蛮族为雇佣军如出一辙，其效果，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运动除了从经济上给了清朝沉重的打击，还给日后清朝的灭亡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任何国家，当统治阶级求助于被统治阶级的武力保护，其结果必然使被推翻。于是，曾国藩代表崛起的汉族地主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先是在军事上，“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曾国藩对湘军拥有极大的指挥调度权力，自成派系。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便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权，以至于左宗棠征新疆时，粮饷自筹，再由朝廷日后偿还。军队越来越成为将领的私有武装。汉人不掌军权的律令更是不复存在。客观上讲，曾国藩是近代所有军阀的鼻祖。其后在政治上，湘军重要将领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岳斌）、彭玉麟、刘长佑、李续宜、曾国荃、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岳昭、刘锦棠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官至总督、巡抚等大员。虽然朝廷上的权臣还是满臣，但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主成了地方实力派。另外根据清代定制，六部可以控制督、抚，全国权力集中于中央。但清代这种格局到湘军将帅担任督、抚后，就发生了改变。手中有兵有将的督抚不听部臣指令，朝廷也不得不予迁就，因而在晚清形成督、抚事权过重的局面。随后，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兴起。在朝廷看来，这自然是增强其统治力量的改革，而在地方上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却在洋务运动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一时期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几乎成了他们的私产，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而与此同时崛起的盛宣怀、胡雪岩等红顶商人更是逐渐控制了清廷的经济命脉。此时的满清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论是平内乱，还是应臣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汉族地主阶级开始向清朝传统的重满抑汉制度发起进攻。戊戌变法虽然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却得到了大部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与支持。张之洞最初就加入过强学会。所以，说汉族地主阶级利用戊戌变法向满族贵族发动了一次进攻也不为过。在戊戌变法的内容中：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特权。等条都直接触犯了满族贵族与旗人的利益，所以，慈禧太后的瀛台政变既可以看成是守旧派对维新派的反扑，又可以看成是满族贵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一次角力。维新派固然弱小，但汉族地主阶级这个潜在的敌人却是慈禧太后不敢小视的。即便如此，他们暂时还不愿与清廷对抗，还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力，这样一来，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就成了他必然的选择。正是由于得当的战术，在戊戌变法中，汉族地主阶级的力量不仅没有被扼制，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像没有军事实力的维新派没有办法抗击顽固派一样，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减弱的满族贵族阶级此时也是无力阻止羽翼丰满的汉族地主阶级进一步崛起。八国联军侵华时，在清廷与各国宣战后，刘坤一和张之洞，出面联合南方各省督抚（包括山东巡抚袁世凯），一同抗旨，与各国议定“东南互保”条约，使得当时的中国已近分裂。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外宣战，而它的地方政府居然采取所谓的“中立”态度，拒绝参加作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奇闻。而清朝的中央权威，此后就再也没有树立起来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辛亥革命中，先是汉族官僚掌握的省份纷纷宣布独立，后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后起之秀袁世凯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完成了资产阶级没能完成的任务。（同样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使辛亥革命的失败又成了一个必然）清朝重满抑汉政策连同他腐朽的统治一起宣告终结。遗憾的是，当年正确认识到民族矛盾客观存在的清初统治者并没有采取宽容平等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融合，从根本上解决清朝长期存在的统治危机。反而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禁锢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防范汉族地主阶级掌权。对民族矛盾的简单压制，为清朝日后的败亡埋下了重要的伏笔。而本文的讨论，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对今日的民族问题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