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讲---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

第二十一讲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关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和总结。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提出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则概括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其他学者还有各种不同的总结和研兖结论。其实，在本书上、中编各章中，已广泛地涉及到中国文化的特点问题，诸如中国文化的延续力、多样性、包容性、凝重性，它作为农业文化、宗法文化、礼仪文化、伦理文化的特征，它对待宗教、科学技术、民主、个人权利的态度，中国文化特殊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本书下面两章将要论述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实际上也是要从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方面进一步深入揭示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这样说，学习中国文化史，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把握它的民族性和特殊性，既知道它的优点、长处，也清醒地了解它的缺点、短处。本章除了已在上节揭示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这个总的特征之外，还想从以下几个方面集中论述一下中国文化的特点问题。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moldToynbee，1889-1975)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诸方面。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人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人和中国化。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流之际开始传人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会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其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的内在基础。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人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有人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安第斯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惟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中国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人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人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到了代，中国人更自觉地意识到：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已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已定居巴拿马几代，并且在政界取得显赫地位的华裔这样说道：“别看我们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思想、举止都是非常中国式的。”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也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童肺腑之言，拳拳之心，都是中国文化强劲凝聚力的生动体现。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赋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等等。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周易》说：“不耕获，未富也。”（《象传·无妄》）中国“礼”文化的创导者周公也说：“呜呼，君子所其元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周书·无逸》）认为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战国中期的商鞅更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他下令免三晋客民军役三世，使其安心农业生产；又让农人固定居住，不得迁徙，以防脱离生产；还采取种种措施，令各类非农业人口转入农事，以制止“不作而食”，由此形成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吕氏春秋》则从理论上发挥了重农思想，认为“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吕氏春秋·上农》），把发展农业看成是成就霸业的基础。大部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认定“孝弟力田者”，即农人是社会的中坚，提倡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反复劝诫统治者要“务本”以“安邦”，“重本”而“抑末”。帝王们也深知农业繁荣是国固邦宁的根柢所在，如汉文帝刘恒颁布重农诏日：“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汉书·文帝纪二年》）历代思想家阐扬重农的言论更是不胜枚举，“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观念在中国式的农业社会可谓根深蒂固。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价值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凡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辨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赞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更是直接从农业文明中生发出来的国民精神。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他们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处于封闭状态。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安土重迁是他们的固有观念。《周易》称：“安土孰乎仁，故能爱。”（《系辞上》）《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哀公问》）先民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说”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便是农业社会古圣先贤和庶民百姓的共同理想。包含着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与农业文明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使之产生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正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公式，便是循环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哲学表征。循环论是盛行于农业社会的一种推原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出发点与归宿点“重合”。这恰恰是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所暗示的。这类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汉、晋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其因果报应、修行解脱说，也是一种循环论。而将儒、佛、道三家思想汇合的宋明理学，其历史观也是循环论，邵雍的“元、会、运、世”周而复始的模式即是典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求“久”的观念应运而兴，《易传》所谓“可久可大”，《中庸》所谓“悠久成物”，《老子》所谓“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述。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当然，农业生产也向人们反复昭示着事物的变化和生生不已，因此，与恒久观念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如《易传》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老子所谓“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老子》第二十五章）。这种变易观带有很明显的循环论特征。变易、循环和恒久在中国文化中很自然地结合、统一起来，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寓变易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