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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为孝道何为孝道: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汉代贾谊的《新书》界定为“子爱利亲谓之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孝”的古文字形与“善事父母”之义是吻合的,因而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在中华民族,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诗经》中则有“哀哀父母,生我劬(qú)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咏叹。而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则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孝道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赋予新的内容。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文化,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新孝道文化,对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贤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传统孝道文化的由来及内涵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一般指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养老送终等等。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诗经》中则有“哀哀父母,生我劬(qú)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咏叹。而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孝道文化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一级的封建贵族官员,七十岁就要把执掌的政事交还国君而告老还乡。贵族官员致仕后,朝廷把他们奉养于各级官学。周代的学校就是官学,把“国老”、“庶老”们安排在官学养老,让他们兼任学校的老师,传播知识,推广教化,可见当时不但注意到了养老,而且已注意到了发挥老年人的智力资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的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以致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佛教传入中国,最后也不得不把“无夫无君”的教义改变为“忠孝”的说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也不得不改变“不能崇拜偶像”的诫条,允许信徒“祭祖”……孔子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2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记载他仅有数千言的《孝经》,以孝为纲,历陈“五等之孝”,提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个等级所应遵守的基本规范,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经典之一。《论语·为政》里也记载了孔子的许多弟子向他问孝的事情。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游的发问,孔子说得极有道理。关于如何具体行孝,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很是精僻到位!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明确地提出在伺俸父母时,还要做得和颜悦色。他特别强调这个态度问题,主要是在于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诚笃,要求子女要确实出于敬爱之心,真心实意。关于孝孔子还有一句名言:“父母唯其之忧。”这句话的意思是,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言外之意,不言自明。这句话的深意还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让父母操心,如安全、守法等,作到了这些也是孝。孔子的弟子曾子受孔子孝道思想的启示,由事亲之孝,扩展为五伦之孝,认为做人之道,除尊敬父母师长、供养侍奉外,还要洁身自爱,力争进取;上则尽忠报国,下则爱人以德。否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儒家之孝,由父母之孝,演绎成五伦之孝,推家及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极力推广孝道的教化。自秦代后,历代朝廷也都注意从正面导向,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却不能不读,类似现代大学的“公共课”;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到了宋代,我国的儒学伦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其间宣扬的孝道有的偏离了儒家的基本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较大的误导作用。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等也极力提倡孝道,他们经常举行“千叟宴”,颁诏“旌表百岁”,昭示其尊老敬贤的教化,推行其以少胜多的统治政策。我国历代的法令都有类似的规定,凡需赡养老人者,官府可以减免其徭役和赋税,有罪者可以减轻其刑罚;同时都把“不孝”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被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由于受儒家伦理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民间,关于孝道与崇老的文化和习俗,则有更为丰富的文字记载。就是说,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孝道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完全纳入了社会道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范畴,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经发展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主要内涵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1、敬亲。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和“爱”,没有敬和爱,就淡不上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没有这种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孔子认为,子女履行孝道最困难的就是时刻保持这种“爱”,即心情愉悦地对待父母。2、奉养。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儒家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让3老年人吃。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3、侍疾。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4、立身。《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立身”并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上有了成就,父母就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此,终日无所事事,一生庸庸碌碌,这也是对父母的不孝。5、谏诤。《孝经》谏诤章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应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这样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义。6、善终。《孝经》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儒家的孝道把送葬看得很重,在丧礼时要尽各种礼仪。孝在历史上的影响孝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命运,先秦儒家讲孝,不象汉代那样由统治者来讲,以孝治天下,每位皇帝的谥号前面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这虽然只是形式,也很重要。另外,当时有所谓“举孝廉”,就是推举孝子和廉吏当官。当时人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会爱别人呢?没有爱别人的仁爱思想,怎么能做好官呢?现在那些跑官的人,他们会将跑官所花的时间、精力、金钱用在为人民做好事上吗?这种人当官,不能“造福一方”,只能为害一方!汉唐时代都设有“孝悌力田科”,清代还有“孝廉方正科”,历朝都有选拔孝子做官的传统,因为人们都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汉时流行的《孝经》是“五经”之外的“经”。谁可以当帝位的继承人,学习过《孝经》,也成为一条成立的理由。例如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上奏说:“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善事业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汉书·宣帝纪》)病已就是汉宣帝。《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了《孝经》中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些说法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力之一。东汉时代,在浙江出现两位特殊人物:一是哲学家王充,著有《论衡》一书流传至今。《论衡》中表现出的科学精神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令有现代科学思想的人看了,也会感叹不已。另一是孝女曹娥,父溺江而死,十四岁的她沿江寻尸,七日不见,就投江自杀。后来在江上发现她负父尸浮出。这就被称为孝女,并将此江命名为“曹娥江”。王充是哲学家,是智慧的象征,曹娥是孝女,是道德的代表。王充在前,曹娥在后,同在一个东汉时代,同在浙江,相距不远。有一年,我到浙江讲学,主人热情好客,问我到浙江有什么愿望,我说我是研究王充的,想看一看王充的墓。主人就亲自开车,冒着大雨,带我去参观王充墓。在一片茶园中留出一块约有半亩地,建一个坟墓,立有省、县两级的“重点保护”的牌子。与世界历史上顶级科学家张衡的墓(在荒草丛中保留一坯黄土)相比,也不算太差了。但是,我们在回程的途中,顺路参观一下曹娥庙,那就大不一样了。曹娥庙是一个古建筑群,琉璃瓦金碧辉煌,颇为壮观。大殿三进,还有东殿与西殿,名人、政要的题字、题匾、对联,相当的多。当然还有一块特别有名的《曹娥碑》,由于上了《三国演义》,名声大噪。因有曹操、杨修4与“黄绢幼妇”,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有明代董其昌的楹联:“渺渺予怀尝思所求乎子何事,洋洋如在试问无忝尔生几人。”清代状元刘春霖的对联:“百行孝为先,至性感人余热泪;大江流不尽,夕阳终古咽寒涛。”民国戴传贤对联:“千秋庙祀彰灵孝,万古江流着大名。”王孝赉的对联比较长,上联是“二千年庙貌重新,孝崇庙典,女受庙封,炎汉以来,一庙累朝褒孝女;”下联是“百十里江流依旧,曹称江姓,娥易江名,虞舜而后,半江终古属曹娥。”两相比较,天壤之别。这说明中国传统重视智慧,更重视道德。所以讲培养人才全面发展,讲德智体,总是将德放在首位。讲“三不朽”,也是“立德不朽”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立功不朽”和“立言不朽”。孝是德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于是,人们重视突出孝德的曹娥,大大超过能立言、有智慧的王充。这只能说有主次之分,并不能据此说明中国有“反智”的传统。中国人很重视智慧,对诸葛亮的崇拜,就是明显的例子。《光明日报》2004年9月6日赵伟平与潘剑凯合作的报道《现代教育还要“崇孝”吗——浙江省上虞市大力加强未成年人孝德教育》,文中介绍了退休教师郑桂明倡导孝德的事迹。“二十四孝”之首虞舜和曹娥的故事都发生在上虞市这里。文章明确提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要从小事做起”,实践证明少年儿童经过孝的教育以后,变懂事了。过去将孝敬父母看成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失偏颇。孝德在中国影响之深,可以说无与伦比。在中国以外,孝德也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里有许多名教授、名学者的文库。其中有玄武洞文库,是一个孝子企业家所捐的藏书。他所收集的《孝经》各种版本达483种,570册,是全日本最全的,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全的。一册目录书名《家藏孝经类简名目录稿》,编者是田结庄金治氏,于昭和12年在大阪的玄武洞文库出版。《汉书·艺文志》著录以后,可以见到的有孔安国(汉)传、郑玄(汉)注、刘炫(隋)述义、玄宗(唐)御注、元行冲(唐)疏、邢昺(宋)正义、司马光(宋)指解
本文标题:传统孝道文化的由来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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