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的性格分析

刘备的性格分析摘要:人物性格和历史事件是双向选择，互相制约。“性格决定命运”，人物性格是决定历史事件的内在因素。刘备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其性格极其复杂。他重义爱民，但心存诡诈，是一个两面性突出的悲剧人物。这种仁义与诡诈并存的二元对立性格，是他成为一方之主的前提，也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关键词:刘备两面性人物性格悲剧刘备的形象在历史发展中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帝蜀寇魏”“颂刘非曹”的议论，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成为“奸雄”的代表，而刘备则声誉渐长，成为“仁义”的化身，博得后人的广泛同情和爱戴。但是一个人的性格决不是单一化的，远非“仁义”二字可概括形容的。他的总体性格可用“折而不挠”概括，细分就是仁义与诡诈的二元对立。同时，其性格中的悲剧因素也是他政治悲剧的重要原因。一、折而不挠，败而不馁《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先主(刘备)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国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曹操)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1]这段话相当精炼地概括了刘备的性格特征，他是三国中个性较为丰富的人物之一。作为一个英雄，《三国演义》一开头介绍刘备就是“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2]说他有政治远见，比别的统治者更懂得“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而且也非常机智，能屈能伸，并能竭力隐蔽自己的英雄本色，体现出他“折而不挠”的总体性格特征。刘备的性格形成与他的出身背景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3]这样的出身对他的成长及为人处世自然产生了微妙影响。因在讲究门第等级的汉末他经常遭人歧视，所以，刘备非常看重自己的出身。刘备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在创业过程中，他经常像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毛宗岗曾批注:“前乎此者，依托吕布，又依托曹操，后乎此者，依托刘表，又依托孙权。茕茕一身，常为客子，然则备之为君，殆在旅之六五云。”[4]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危机和生机，撇开刘备的政治动机不讲，这的确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折而不挠，败而不馁，为了憧憬的目标而始终不懈奋斗着。二、宽厚仁慈，人心所向刘备的性格主要表现为仁义，这与他的政治背景有关。他既没有过硬的军事实力又没有广大的革命根据地，既无“天时”，又无“地利”，只能占“人和”一条。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出“宽厚仁慈”，待人以诚的性格特征。他曾说:“我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他的这些仁义表现使他的名声在民间迅速扩大。因此他在落难之时仍然有强大的号召力，有军民十万愿背井离乡追随他。刘备爱民得民，他曾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他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为政在宽，史无岢敛记载。更是注重社会安定，他非常赞同赵云的意见，“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避免了试图“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5]的一次重大的伤及民利的决策失误。最受人们赞扬的是他宁知不利而不弃民的举动，他因此而博得了广泛同情，对其以后的发展和历史评价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刘备用人重义，待人以诚，对于人才的吸引的确收到了“以性情相契”的效果。孔明自诩“凤翱翔于九仞，非梧不栖。”他之所以应刘备之聘，是因为备乃“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6]毛宗岗第三十七回评:“玄德望孔明之急，闻水镜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以为孔明。”无论是德行、名分，还是对人才的态度，都符合孔明心目中的明君条件。首先，政治上是“仁义”之主，能够建立一种君民上下相亲和谐的封建政治秩序。次之，人伦上应是“知己之交”，能建立一种君臣亦兼师友的和谐的封建人际关系。[7]他对人才的吸引力并非来自家世、地位和实力。而是由于他的政治伦理素质符合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愿望。三、隐忍韬晦，权谋诡诈身处乱世之秋而想成就一番霸业，需要极高的智慧。如刘备者，曾依托吕布、曹操、刘表、孙权，都能够逢凶化吉，非隐忍韬晦、随机应变而不能存其身。他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野心家，能够随机应变，度过重重逆境。他善于团结部下，从诼郡起兵，一生打了不少胜仗，常常是寄人篱下，但他所领导的集团，却始终是败而不散，最后进入益州，取得根据地，建立蜀汉王朝。[8]刘备的出身在汉末各个军事集团首领当中可算是最没有地位的，其奋斗历程也相当艰辛，经常东窜西逃，甚至兵败到老婆孩子都不顾的地步。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让他学会了处事谦恭小心，养成了隐忍韬晦的性格特征。刘备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有着很深的城府。在很多时候，他的仁义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这些体现了他性格中权谋诡诈的一面，也是他隐忍韬晦性格随着现实环境改变的发展趋势。不利的政治环境迫使刘备在世人面前戴了一副假面，将真实的东西深藏心底。[10]李贽评本在篇末批道:“刘玄德不受徐州，是大奸雄手段，此所以终有蜀也。盖大贪必小廉，小廉之名既成大贪之实亦随得也。奸雄举事，每每如此，非寻常人所能知也。”[11]刘备收买人心的手段更是高超，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一谚语便源于人人熟知的典型事件。当阳长坂坡，赵云单骑救回阿斗，双手递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试想刘备臂长过膝，弃此子于地，能伤之乎?他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哭，用眼泪和假装的殉百姓来收买更多人民的归附之心。最体现他收买人心手段的便是他送徐庶一事。刘备的仁义其实就是他的政治策略。《三国演义》六十回引正史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他明示诚敬、阴怀诡诈。特别在他对待刘表父子的态度上，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刘备阴怀诡诈的一面也应从另一角度看待，成大事者往往不以小义而废大谋。道义上固然不足为鉴，但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角度分析，似乎无须多责。四、性格复杂，悲剧人生刘备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出身卑微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而他的性格又是造成其政治悲剧的主要原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陆逊上吴王书说:”备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寻备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畏惧。”这是深知刘备悲剧之言。但就”群”的连锁反应而言，刘备必继关张而死———因为他们的鲜血流在一起，一人流血，别人亦必血尽而亡。[12]刘备为二义弟之死而伐吴，从道德上讲，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刘备却是失败的，这点与曹操相比就差了一截。政治家要综观全局、冷静理智的处事。刘备是一个不够格的政治家，虽然在道义上他是胜利者但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失败的君主。自从关公死后，他就丧失了基本的理性，错误连连。张飞再死，终于使他作出了或许连他都终生遗憾的决策--伐吴。刘备将兄弟之义看的高于一切，最终也为这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和国家的前途。刘备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从更大一个层面上讲是时代的悲剧。“性格因素是他悲剧的内在原因，而时代因素则是他悲剧的外在力量。”[13]虽然刘备定国西蜀励精图治，诸葛亮努力发展经济，使得蛮夷之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但与中原相比，西蜀无论是地域、人口，还是经济繁荣方面都远远落后。在经济实力上，西蜀小国很难与曹操的中原大国相抗衡；对于军事人才的录用和培养上，刘备让很多有志之士失望。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刘备的实力都要比曹操逊色许多。历史选择了曹操，也只能选择曹操。因为在各方面曹操是那个时代的最强者，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刘备则只能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者，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牺牲者!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中华书局，1982[2][4][9]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M].辽海出版社，2002(第一版)[3][5]罗贯中.三国演义[M].岳麓书社，1986(第一版)[6]张作耀.论刘备[J].文史哲，2002[7]刘上生.《三国演义》和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卷[8]雍国泰.《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加工[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卷，1992[10]王前程.《三国演义》圆形人物论[J].明清小说研究，2003[11]陈传席.明反曹，暗反刘[J].明清小说研究，2000[12]萧兵.《三国演义》里的性格悲剧[J].明清小说研究，2003[13]赵文慧.刘备的性格分析[A].淄博师专学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