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青年的世俗化

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青年的世俗化世俗化seculartzation是与超越性相对的概念，表示人们关注现实生活的取向。①世俗化在西方社会学中，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从宗教统治中逐渐摆脱出来的过程。因此，世俗化的概念有两个基本意义，其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其二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的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宗教禁忌的瓦解，在社会学意义上看，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甚至被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尺度。②所以，世俗化就是肯定现世生活，肯定官能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表现出以具体功利与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非常贴近而融洽的，可以说，它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心理土壤。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是中国青年世俗化的过程。八十年前，一场由百年人发起和主导的划时代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矛头指向积存几千年，势力巨大、影响深远的封建顽症。一代热血青年高扬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的大旗，披坚执锐，前仆后继，组成了冲击旧世界的第一方阵，为了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富强，八十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承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背负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发展经济的巨大责任，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辉煌业绩，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站在八十年后新旧世纪交汇、东西文化激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世界又已大踏步前进了的历史转折点上来审视中国，审视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青年经过奋斗、迷惘与挫折，失却了许多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变得更为世俗，功利和实际。一、由理想到现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青年的世俗化趋势本世纪初，一批觉悟了的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樊篱，发动了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以五四运动发端，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新旧势力、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斗争消长的历史，而青年一代始终是这一斗争的中坚力量。考察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青年”这一概念的诞生，在中国也不过不足一百年的历史。“青年”的出现是伴随着民族危机和政体变革而来的。因此，救亡和变革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两个主旋律。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时碰到的两大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年龄和经验是无价的财富。老年人凭着多年的经验来观测天象和节气，决定农业生产，指点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老年人通常是掌握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人。③我们至今仍为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价值理想而激动不已。五四运动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为背景，在彻底瓦解传统价值秩序与意义世界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的价值信念系统，“科学”与“民主”作为价值理性和最基本的价值原点，取代传统儒学的价值系统，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提供高远的价值关怀，而不是如一些人所攻击的那样；五四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层，因而是近代中国价值迷误的罪魁祸首。④五四运动使历史走进一个新天地，青年终于获得了个性的解放与理性的回归，时代赋予了青年一代选择历史的权力。十多年前，理论界曾经很热闹地研究了一番代沟（GenerationGap）。其实，不管从哪个层面上看，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存在价值与历史使命都是不一样的。观照中国出现“青年”这一群体的百年历史和八十年中国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和表现，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青年的革命性作用和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把“辛亥青年”看做是中国第一代青年，⑤他们成长于“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最早觉悟了的一代中国青年敞开胸怀，勇敢进行文化选择，并且艰难地实现了国家政体的转换，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辛亥青年”不仅被历史规定着、塑造着，而且也勇敢地选择了历史，谱写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辛亥青年”对历史的贡献也正说明，中国青年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产物，我们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由于没有经过文化的革命和启蒙，所以，军阀混战，战争频仍，还有许多人物想当皇帝，也闹出了一个袁世凯式的目剧来满足需要皇权，极权的中国，“五四”前的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封建专制、这种专制用严酷的手段将被统治的人民变成了一种最低下、最无力的“机器部件”，用阶级压迫的方式掩盖了生命最基本的发展和进化方式。更重要的是，它用最利于长期维护专制统治制度的统治思想儒——道渗透体与法家强制术相结合，死死地将人的思想禁锢起来，使社会处于仅能维持自身肌体的耗用而无法继续生长的境地。经济的长期停滞导致思想的沉寂，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农民在走投无路之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然而他们即使胜利了，只能按照儒家的圣贤模式重新建立类似的封建王朝，时隔不久专制又以原有的面目重新将新生的活力扼杀，一代青年精英们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不只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能结束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更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是人性的张扬和个性的解放，是一场更深刻的文化革命。辛亥革命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它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教育了一代青年，唤醒了一代青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为代表的一代精英从文化领域反思民族传统，在文代开放的前提下进行文化选择，一代青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实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变迁，由此催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代青年——“五四青年”。“五四青年”是中国的第二代青年。“五四青年”的历史表现是：文化心态的更新与重建，个性解放，科学与民主，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精神品格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走上现代化道路所必须具有的。“五四青年”对历史的贡献表现在他们敢于同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民族心态展开斗争，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元素。“五四青年”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启蒙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也正是历史发展了八十年而“五四”时期的历史课题和历史精神屡次又被提及的历史原因。所以，“五四”之后，尽管青年屡次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利用，介入了军阀与玫客的纷争，但还是有大批的青年精英，在传播理想、信念与弘扬启蒙思想方面矢志不移、不屈不挠，人有杀身成仁之气概。本世纪中国诞生了那么多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的大师级思想家和文化人，这是一个奇迹，恐怕也是时势造就的一代英雄。遗憾的是，这场运动虽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强大的阻力和惯性，五四运动的启蒙是不彻底和不成功的。在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一代青年由于其历史的原因，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理想与原则同文化传统中忽视和压制个性的儒家文化是可以很好地融合的。后来，青年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利用，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日内反复，青年和整个社会在政治理想主义的整合下，追求理想生活和全新的生活方式，应当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在此基础上成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世俗化，当然也为后来新的造神运动埋下了非常不幸的种子。五四运动的严重缺失，就在于它还停留在“民主”与“科学”的字画意义上，也就是说，它只是停留于对“民主”与“科学”做思想观念上的启蒙，而没有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在此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这种借思想文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也没有超越观念层面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结果仅仅是影响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那种植根于农业社会、积存于民众生活中的落后甚至腐朽的价值观念依然一以贯之在不断滋生与延续，“民主”与“科学”的价值理想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依旧那么遥远。“五四”之后，一代一代青年在民族危亡和政治斗争中被军阀和政客们利用、军阀混战，动乱连年，中国在一次一次的战争与混乱中丧失了机遇。毛泽东是五四运动造就出的一代青年的代表，历史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拯救了中国。毛泽东是人杰，是政治家，更是哲学家和诗人。毛泽东把陶渊明的世外桃园梦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揉捏在一起并将其付诸实践，这和儒学核心的大同世界是不谋而合的。应当说是毛泽东的智慧和魅力整合了中国青年的政治热情，形成革旧鼎新的巨大力量，才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也才能有扬威世界、不受欺凌的可能。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总是在理想主义的轨迹上运行，这种慷慨激昂的、有时甚至过于偏激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曾经使多少代人前仆后继，继往开来，这样的价值导向很自然地伴生出一种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激进的理想主义为主导的英雄主义价值取向。我们的生活中不断产生英雄，也不断制造新的英雄。由此产生这样一种思维与行为模式，英雄在类似境地的作为与不作为成为人们价值评判的要义，也成为民众行为的准绳，实际上这些一时一事的英雄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并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多重人格和价值评判准则。对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加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这些都是后话。第三代青年是抗日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不得不让位于民族救亡工作。这时，为了保存民族这一文化载体，文化启蒙运动也就不得不宣告中断。抗日青年在历史面前的选择是匆忙而不能他顾的，更进一步说是时代选择了青年，而不是青年选择了时代。时代需要青年更多的是奉献热血和躯体，青年对民族落后状况的自省与批判所需要的智慧之光被战火硝烟吞没了，残酷的战争既剥夺了青年从容进行文化批判与选择的时机，也扼杀了选择文化所需要的个性解放。青年的历史命运在血雨腥风中是那么的壮烈和惊险。抗日青年终于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保卫了家乡，保卫了黄河，同整个民族一起在民族危亡中保存下来了。抗战结束后，本来可以继续“五四”业已进行的文化启蒙，但是国共之间爆发了内战。所以，第四代青年又是在战火中无可奈何地屈从于历史。两代青年所经历的两次战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插曲。不管它们的出现是否必然或偶然，但它们让历史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两代青年也由此失去了从容选择历史的机会，并且形成了某种偏离现代化要求，偏离“五四”精神的心理惯性——屈从现实，听任命运的摆布。这种惯性在第五代青年——即五十年代青年身上继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代青年中少数精英选择历史的要求被当成“右倾”而遭到当政者的严酷否定，因此，这一代青年最终失去了文化选择的勇气和能力，只好在歌功颂德和自我忏悔中打发青春，是历史选择了青年，让他们接受现成的模式，而不是由青年去选择历史，去完成“五四”尚未终结的现代启蒙运动。这一代青年的个性要求同样遭受到历史的否定，政治理想主义是空洞的，但是正如亨廷顿所阐述的后发国家可以在新权威主义的整合下追赶先进和发达的国家。这应当是中国的另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可惜，在失去了制约的强权的统治下，青年失去了青年的本质—独立思考，批判地选择，青年也由此偏离了现代化的轨道，在失去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前提下走入现代迷信殉葬品的行列。中国的世俗化也因为新的造神运动不得不被扭曲，不仅延误了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现代化进程，而且给个人的自由发展套上了新的枷锁。青年一代原本可以在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的环境中发展自我，张扬个性、追求理想和幸福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应该说，“文革”这一代青年是承继了五十年代青年的某种品格与传统，这是第六代青年，一代红卫兵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出现的迷狂与缺失，将成为人类历史永远令人费解的谜团。令人惊奇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的脚步是那样的震憾世界，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在1966年不得不把一年一度的“时代风云人物”的桂冠送给“二十五岁以下的一代”。其实中国的红卫兵在分享这份殊荣时，是为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而感到羞愧的对这一代青年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及对其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研究与剖析，尚有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