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化

一开宗明义，学者是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学识水平、创造能力，能在相关领域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人。明星化是指通过新兴媒体使学者被大众熟知，且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明星属性的过程。学术是指系统化，专业化的知识，在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中，既包含最基本的常识概念，又包含深奥的理论观点。学术传播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使学术研究成果广泛散布。歧途是指错误的道路。我方今天的判断标准是学者明星化是否能达到学术广泛传播的目的。标准达成，即非歧途。基于此我方理由有二，立论如下：第一，从学者明星化本身的特性来看，学者明星化是一种全新的，为适应当今社会应运而生的传播手段，相比以往的传播方式更为高效且影响更广。自古以来，学者从未放弃向大众传播学术的责任，从孔子周游列国到近代各类学术刊物的出版，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使用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手段进行学术传播，无论古今，传播的高效和广度一直是学者及学术界追求的目标。如今的明星化正是当今新媒体时代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通过著书立说，电视讲座等方式，将学术成果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出去，拉近学者与普通受众的距离，使大众不再感到学术遥不可及，促使其愿意主动接触、接受原本枯燥的学术知识。第二，从学术传播的目的来看，学者明星化使学术成果得以广泛传播，且不阻碍学术本身发展。不可否认，受众的理解能力有限，普通大众并不会认可晦涩难懂的学术理论。因此出现在新兴媒体上的明星化学者通过生动有趣的诠释方式使学术变得通俗易懂，更易于大众理解，从而便于学术知识的广泛传播。同时在当今学术氛围自由的环境下，学者明星化无疑是将某一领域的学术观点放到更大的公开平台，允许各方进行讨论，自由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借助学者明星化造成的已有的影响力，更新更完善的学术观点便自然而然的呈现在受众面前，这不仅使受众更全面客观的了解学术观点，也使学术本身得到深化。最后，我们承认学者明星化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学术传播方式，但不能因为它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就全盘否定它，甚至指责它为歧途。把学术传播给大众，其目的从来都不是使每一个接触它的人都成为学术大家，而是为了给大众多一个了解学术的机会，也给学术多一个传承发展的机会二谢谢主席，大家好。对方辩友，忧学者忧学术值得赞许，但不可片面的视学者明星化如洪水猛兽。立论中以下几点，我方不敢苟同。其一：对方辩友说“文化普及不=学术传播”，所以今天学者明星化传播的不是学术，而是文化由此推出他方辩题的成立。我们今天是在“学者明星化”是学术传播的一种途径的前提下讨论是“歧途”还是“正途”，对方辩友首先就否定了学者明星化是学术传播的一种途径，双方的观点又如何成立呢？其二：对方辩友说明星化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不利于学术研究。而我们知道作为学者，他本身就担负着研究学术传播学术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星化的途径进行学术传播，本身也是学者工作的一部分，何来浪费精力一说。退一步来说，学者都是有自制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如何就一定不能合理的支配时间呢？其三：对方辩友又说，学者明星化会带来炒作等等负面影响，实际上是将我们今天的辩题偷换成“学者应不应该明星化”，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对于学术传播的影响。对方辩友为什么一定要把明星化和商业化捆绑到一起呢。我们看到，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刘心武、于丹谁是靠满大街的大字广告炒作起来的呢。他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受到观众的认可。靠的是口碑而不是纯商业堆砌起来的金碑银碑。是不是只要和商业沾边的东西马上就会变质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都是市场的主体，连学者出版学术著作也要定价收版费，对方辩友将商业形容得如此可怖，是不是出版著作和发行期刊也应该禁止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个错误呢。大众化就通俗化了吗？几百年前，人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后来这一知识普及开来，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有人嘲笑这一知识庸俗了吗？相反，人们只会嘲笑哪些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人。梁启超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蔡元培说：学术研究，多岐为贵。学术研究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平等的讨论态度，文明的争议反过来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下面我将为大家阐述我方观点：学者指的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风潮的人。明星化指的是通过现代媒体参与较多的社会活动被社会和公众认可。学术传播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受众了解学术研究成果内容的过程。歧途指的是错误的道路。我方判断是否歧途的标准是此途径能否将受众、学者、和学术统一起来，朝良好的方向发展。我方坚持不是歧途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学者明星化的传播方式有利于他们享受到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科技研究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学者走出书斋利用传播面更广的电视、网络，打破时空的限制让不同地域的人共享学术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解释和阐述经典，有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深奥的学术内容，从而达到知识的积累和素养的提高。其次，对于学者来说。通过现代媒体与大众交流，有利于拉近学者与受众的距离。与传统的学术传播途径相比，学者明星化带来的是与受众面对面的交流，学术和学者时刻受到大众的关注。在与大众的近距离交流中，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理解程度、看法能够直接反映给学者，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提供经验和思考。高关注度也促使学者更严谨的研究学术，更努力的传播学术成果。最后，对于学术本身来说。学者通过大众媒体参与社会活动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接受同领域其他学者的质疑和检验，在这个不断评判、检验的过程中，学术便会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供学术扎根的土壤也将更加宽阔。学术明星化是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新的传播媒介普及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传播方法，符合现代传播的规律。在提倡与时俱进的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对这样一个新途径有正确的认识。或许现在学者明星化还存在着一些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和思考能够对学者明星化进行重视并加以规范，引导学者明星化为学术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学者不再寂寞，当学术著作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当粗通文墨的观众也可以从妙趣横生的讲解中汲取智慧时，学术或许才能真正与天不老三我方认为学者明星化不是学术传播的歧途。首先明确概念，明星指在某个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明星化的学者，即在媒体上出现，并因为被媒体包装而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这里要说明，被媒体包装增加了学者的影响力学术传播的目的是让学术更广泛地被认知，只要学术思想被更多的受众所接纳，就可以说学术传播没有进入歧途。这里，学术传播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为了将学术研究得更深入，更纯粹，而学术传播则是为了学术思想被更多的受众所接纳，而非将之研究得更加深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术传播要做的正是领进门的工作。而领进门就需要一些浅层次的东西作为引子，因此学术传播的内容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此，我方有三点理由：第一，从学术传播的目的上看，传播更需要的是一面旗帜，引导大众向学术看齐。众所周知，“明星学者”带动了大众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新狂热。如果没有于丹，孔、孟、老、庄思想能像今天这么流行吗？如果没有易中天，能有席卷全国的三国热吗？学术传播需要学术明星这面旗帜，引导大家看向学术看齐，这样学术就能更好更快地传播。第二，从学者明星化对大众传播影响上看，学者明星化促进了学术与大众的融合，引领了崇尚学术的社会风气，从而推动了学术的传播。学术不应受困于象牙塔，只作为知识分子的专利。明星化的学者能让深奥的学术知识通俗化，大众化，将学术带出了象牙塔。就拿儒学来说，如果没有孔子，儒学乃至其它学术还都只能被上层官宦子弟独享，哪还能有今天这样的生命力？（这一句话是为了论证学术传播的目的是让学术有更多受众）第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学术传播也理应与时代相结合，时代在发展，学者也理应走出书斋，走向媒体。学者明星化正处于他的婴儿期，正如于工业革命初期，各种问题也层出不迭，但不能说工业革命就是歧途；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学者明星化初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就视之为歧途。在科技文化相对发达的西方，学者对待电视的态度是开放和进取的；电视早已成为学者宣传和传播学术的主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相信我国的明星学者中将涌出新一代更好的学术传播者，学术传播也将迎来它的新篇章。四学术庸俗化不等于学术普及：近来学术界很热闹，一会儿是“北京人”头盖骨去向的追寻和众说纷纭，一会儿是某大学教授的论著真伪和任职资格被质疑，一会儿又是专家学者出面讨论红学及国学研究准入资格。“熙熙攘攘状”令人不禁疑惑，学术界究竟怎么了？表面看学术确实有点空前“受宠”。但，受谁的宠？为何受宠？比如，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成立的“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被一些媒体在显著版面显著位置作为显著新闻刊播。以至于“北京人”的头盖骨在失踪了60多年后，终于著名到连北京胡同里几个蹬三轮的大爷也在探讨：“谁的头丢了？”一件原本“小众”的事今天“大众化”了，“学术”好像应当为之额手称庆，但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科庞斯说了：“所有关于头盖骨下落的说法都只是猜测。现在常常‘蹦’出来的一些关于头盖骨下落的说法未经科学证实，是非常不严肃的。”严肃的考古研究课题成为众人参与的“快乐大本营”，不排除个别人为功利计，不负责任地制造事端，借“头盖骨”做由头，炒作学科。有人“关注”学术研究，意味着人力、物力的支持，学术本该感到“三生有幸”，但仔细端详便又发现，被“遗忘”了的头盖骨之所以又被“关注”，是因为有人要打捞“头盖骨”作为旅游资源和文化品牌的传播效应。“寻找”的动机原来在此！学术研究方法不够规范，目的不够纯正，在学术界已是痼疾，不足单论，只是近来这一问题格外显眼，实在值得警惕。近来，学术界造假之事也时有耳闻，被指名道姓者有高校在读的籍籍无名之辈，也有功成名就的学界名流。“文抄公”泛滥，当然非现代独有之事，但近期同类事件的恶劣之处在于，除了涉及学术造假，据说还搀杂了“权力斗争”。一本论著的背后有如此之多的弯弯绕，不论真相如何，也不论孰是孰非，学术之水“浑”到如此地步已令人反思。不问水准如何，量化地把学术文章的发表与职务、职称升迁系于一体，恐怕是学者庸俗化、学术研究变味的重要诱因。在功利主义思想主导下，作为主体的人或是获益者，或是受害者，但无论获益还是受害，作为客体的学术都易于沦为道具和玩偶，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即独立、客观、求是、创新。学术普及是好事，问题是功利思想支配下的学术普及，严肃的学术庸俗化，严肃的学术娱乐化，最终便很难也很少提供科学的信息。民主开放的舆论环境和大众传播的快捷透明，为学术探讨提供了舞台是好事，但关键是要用好、用准。学术界的人要有振兴学术的职业操守，媒体从业者也要有尊重学术的道德良知和行为规范。学术受宠自然是好事，但一向寂寞清高的学术如果“受宠”不当，就难免受惊„„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做客人民网，就为人才强国战略与高等教育改革话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在网友提出“如何看待学术明星化、学术商业化，复旦有没有打算也推出几个像易中天、于丹这样的学术明星来”这个问题时，秦绍德表示，学术明星化可能有助于向社会介绍人们所不熟悉的学术。而学术商业化肯定是不对的。秦绍德进一步介绍说，所谓“学术”，就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比如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对人类的认识和总结等等，这种认识和总结，或者说是学术，它超越了金钱，超越了利益追求，因此是不可能商业化的。如果是真理，它还能超越时空，当然，真理也有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分了。秦绍德说，复旦大学有着自己一批名牌教授，他们的社会声誉，不是靠外界捧出来的，而是凭着他们在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及良好的学风道德，长期形成的。这样的教授，可能长期默默无闻，肯坐冷板凳，拒绝在屏幕上亮相，十年磨一剑，但是，他的成就也可能永远记载在历史上。我们希望这样的大师，能够更多的涌现，这不是靠我们主观能够培养出来的，更不是靠一时捧出来的。学者明星化：用相声语言讲述历史，用奇异的观点面对观众，这就是今天站在电视讲坛上侃侃而谈被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