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之小团圆媳妇之死

女性文学——《呼河兰传》女性小说的发展及特点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时期开始相继出现一批女作家如庐隐、冰心、陈衡哲等20世纪30——40年代，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代表1949——1966年，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下，中国女作家作品呈现“中性化”文革以后女性创作开始重新复舒女性文学的特点主要表现是女性作家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一、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反思自身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及社会的地位和价值二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萧红(1911～1942)现代小说家。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田娣。黑龙江呼兰县人。1911年6月2日出生于地主家庭，中学时代喜爱绘画和文学，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1932年在哈尔滨与萧军相识，并开始为报刊写稿。她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于1933年自费出版。1934年与萧军一起离开哈尔滨。同年从青岛到上海。在鲁迅的关怀与扶持下，萧红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列入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1935年12月出版，鲁迅亲自校阅并写了序言。1936年7月因病只身东渡日本疗养。这时期结集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商市街》(1936)、《桥》(1936)，短篇小说集《牛车上》(1937)等。1937年初由日本归国。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到过武汉、西安、重庆等地，曾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并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写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1939)，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1940)和《萧红散文》(1940)1940。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在贫病交迫中依然坚持文学创作，先后有中篇小说《马伯乐》(1941)，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出版。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病重的萧红无法离避，1942年病逝于香港。1911年6月2日，萧红诞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城的一个大财主家庭，她在这幢小屋里度过了不幸而苍凉的童年。当萧红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时，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她和汪殿甲相识，两人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之后，绝情的汪殿甲以回家取钱为由，扔下怀孕的萧红扬长而去，再也没有回来。重病缠身的萧红走投无路，给当地的报馆写信求援。报社青年编辑萧军得知消息前往旅馆探望，这个求援的少女萧红含着眼泪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苦难身世，她写下的小诗美丽而又哀怨，震撼了这个笔名为三郎的东北大汉。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趁着洪水泛滥，孤苦无助的萧红终于投入了萧军火热的怀抱。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殖民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在鲁迅身边的初期，他们的创作和情感都更加丰盛，而且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以便能介绍一些文坛的朋友给他们认识。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的无限情意。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初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萧红和端木相处的岁月里，两人互相勉励，写下了大量的新作，而萧军也找到了新的终生伴侣。端木蕻良先生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代表作：《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马伯乐》“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而且是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萧红萧红：“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萧红：曾被鲁迅誉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天才却寿夭，以11年的创作生涯，共出版有11部集子，近百万字，分别为：《跋涉》（与萧军合作）《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马伯乐》其中其成名作为《生死场》，分别由鲁迅和胡风作序和跋，被誉为“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萧红：“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情绪型、体验型、自传型作家的还原：萧红研究最初局限于“抗日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角度，存在较多的误读。近年以来，研究更结合萧红个人的悲剧性身世，及其作为一个注重个人感受和生存体验，具有相当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的作家，其个人性创作审美特质的完整呈现，对萧红小说的独特意蕴及文体风格：情绪化、体验化和自传性特色有了较多的认识。萧红：一个被放逐的灵魂萧红的一生，是一直被冷落被忽略的一生，是一直寻找着“爱”和“温暖”的一生：----孤独的童年——“失家”之痛：身为“女儿”的性别原罪，决定了萧红被封建父权放逐的命运。一生中家庭温暖的极度缺乏，使“无家”情结成为萧红的宿命；----坷坎的爱情——“失爱”之痛：从逃脱家庭包办婚姻，初恋受骗，与萧军、端木蕻良的爱情纠葛及最终失败，来自男权社会的冷漠与欺凌贯穿了萧红落寞而痛苦的一生；萧红：一个被放逐的灵魂----寂寞的写作——“失功”之痛：火热的抗战时代，民族的独立成为社会和历史的主流，而坚持个体独立精神和女性价值关注的萧红的个性化独立写作，注定成为“主流”文化的“他者”，得不到男权社会的认同。在民族悲剧和个人悲剧的双重压迫下，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一生，也造就了她独特的艺术世界。萧红的创作中，也因此有了深刻的悲剧体验和刻骨的人生悲凉，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效果。《呼兰河传》一部回忆性、自传性的小说。作者以她惯用的散文手法，疏疏落落地写出儿时难忘的记忆，它打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而以呼兰城的公众生活和环境为中心，辐射出生活的种种方面，正如书名所示，它是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习作传。这里面有活泼的“我”和慈爱的祖父，显示出一点天伦之乐，但这里更有着悲苦的人生。可以说，它实际上是沉默的国民灵魂的别传。关于《呼兰河传》《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不少研究者提出的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几乎无事的悲剧”---《呼兰河传》生存而非生活：“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在这被动的生与死中，“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呼兰河人以对生死的极度麻木和漠然，彻底放逐了有关生命的珍贵与死亡的悲哀之感觉，而呈现出彻骨的生命虚无和人生悲凉。“几乎无事的悲剧”—《呼兰河传》萧红正是通过这群“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的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极度冷漠与无视，来直戮其灵魂深处的痼疾：传统文化的桎梏，而这正是《呼兰河传》悲剧意蕴的深刻价值所在：它揭示了强大而愚昧的历史文化背景（集体无意识）对人性的异化及扼杀——呼兰河人认同环境，认同现存的一切秩序及道德，实际上是认同它所体现的所有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所以当这群古老中国的子民以真诚而善良的出发点去残忍扼杀别的生命时，才更震撼地体现出我们病态民族麻木的魂灵来，于鲁迅先生的”吃人“与”被吃“的轮回中，体现出无尽的人生悲凉和深沉的悲剧性。《呼兰河传》艺术风格1.诗化小说按照传统的小说观念，《呼兰河传》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比较独特，没有贯穿全篇的人物和故事线索，没有波澜起伏的冲突，在叙述上打破成规，以散文笔致和诗歌的抒情格调描写平凡人物、日常生活，于其中显示卓越才华。《呼兰河传》艺术风格全书七章虽然可以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个整体，从“街头巷尾”到“后花园”，从喜庆殡葬到种种“精神的盛举”，从祖父祖母到“我”家院里各式各样的人，无不生动形象、诗意盎然。萧红以她娴熟的叙述技巧、抒情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颠峰之作。《呼兰河传》艺术风格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繁星当空的美丽夜晚，听她娓娓讲述着呼兰河畔——她故乡——的往事，尽管凄婉，尽管优郁，却仍然美丽得动人。恰如茅盾所言，比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茅盾《呼兰河传》艺术风格2.儿童视角读《呼兰河传》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或许是这部小说的语言独特，略显稚拙，却又饶有趣味；有点啰唆，却又句式单纯明晰，简洁干净，像一个儿童在絮絮地自言自语。对于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作者也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的心理视角来做出情感评价，所以常常举重若轻。《呼兰河传》艺术风格在课文节选的这一节里，可以切肤地感受到这种艺术效果。“我”和“小团圆媳妇”之间的对视、微笑等有声无声的交流，都是那么的纯净与可贵，是成人世界所不能理解的真实。儿童那未被污染的纯洁心灵缩短了她们与人人视为异端的人之间的距离：只有“我”说小团圆媳妇“没有病”；只有“我”毫无顾忌地掀开她的棉被，和她玩玻璃球；也只有“我”关心她死去的原因和埋葬的情形……《呼兰河传》深层意蕴1．女性的空间萧红在发自内心的深沉喟叹中，以自觉的女性意识，以自身“独特的处境和观察事物的角度”深刻地审视着自己以及身边的女性，在其早期的作品里已非常关注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展示，而《呼兰河传》在这方面尤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呼兰河传》深层意蕴萧红以敏感的灵魂和细腻的女性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与死，同时她更深刻地意识到，千百年来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更是女性对自己被奴役状态的历史性认同所造成的，是女性自己加速了对女性的异化。《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被异化女人的典型。《呼兰河传》深层意蕴萧红笔下的女性是旧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通的女性，不像一个艺术形象，而就是生活中人。这群浸没在男权世界里的女人与封建意识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吃人网，女人同时既是被吃者又是吃人者，她们是男权传统樊篱中的牺牲者、殉葬者和异化者。《呼兰河传》深层意蕴2．悲悯情怀与国民性批判小说呈现的是呼兰河人在历史与命运中因循反复的死水般的生存状态，用茅盾的话说，《呼兰河传》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