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罗平汉)

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说明：这是一个比较大、很宏观的讲题，很难就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拟就以下三个问题作点交流讨论：一、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加强调查研究；二、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三、做到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一、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加强调查研究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精练的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此基础上，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加强调查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对此，习近平同志曾有许多重要论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调查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我们可以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干什么。从而，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做实一件事，赢得万人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经常走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调查研究，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重要方式。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加强调查研究；要做好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二、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这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在调查研究中怎样“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堪称典范。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从根本上讲在于他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又与他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入与透彻的了解，密不可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期毛泽东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活动：时间地点成果1925年春湖南韶山《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7年1、2月湖南湘潭、湘乡等五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1月江西永新、宁冈《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后遗失）1930年5月江西寻乌《寻乌调查》1930年10月江西新余《兴国调查》1933年11月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寻乌调查旧址（在江西寻乌县城）毛泽东兴国调查旧址（在江西新余罗坊镇）“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在毛泽东所进行的调查中，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和同年10月的兴国调查，甚为详细。他这两次调查，主要采取调查会方式。寻乌调查会开了10余天，兴国调查会开了一个星期。在调查会上，他自己既主持会议又亲自记录。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毛泽东：在广州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他写的调查报告，设5章39节共8万余字，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毛泽东着重调查了这样几个问题：（一）县城的人口成分及其政治地位；（二）县城的商业情况；（三）旧有土地关系；（四）农村剥削状况；（五）正在进行的土地斗争情况。讨论：近年来，社会上时常出现对土地改革质疑的声音。有人提出：地主是当时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为地主集中土地，是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土地改革使土地零碎化，违背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果真如此吗？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还了解到：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六个月乃至三个月就要付50%的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查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农村调查，同样颇为深入。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毛泽东趁此机会作了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他找了八个刚刚参加红军的农民，开了一个星期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调查会的地点是新余县的罗坊。毛泽东在这里进行的兴国调查兴国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八户农民。对于这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中农与贫农参加革命之所以很勇敢：因为这两个阶层在革命中是得利的。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的利益：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斗争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的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斗争后，他们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阶层：他们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由”了老婆（江西农民把婚姻自由的“由”字变成动词，使之区别于旧时强迫的买卖的婚姻，通用于全苏区农民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毛泽东后来说：无产阶级（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二者缺一，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调查中，还发现区乡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一些弊病：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有群众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时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时理也不理，还要说群众“吵乱子”。二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