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简论该隐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演变

简论该隐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演变内容摘要：从《圣经》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到19世纪后否定上帝声浪的日益高涨，随着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的不断发展，该隐这一形象也在不停的演变着，一步步由最初那个人们心中天生的恶魔、邪恶的化身，变为后来有过失的善良人，又再转而成为了顽强的反叛者。可以说，该隐形象的每一次演变都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的。关键词：邪恶理性反叛虽然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喧嚣声较多，对话较少，统一格局较强，所以在中国文学中，一个人物形象一旦定型，就会一直流传下来。与之恰恰相反，西方文学中的同一个人物，其形象却可以以有着巨大的差异。（一）《圣经》中邪恶的该隐众所周知，《圣经》侵蚀是一部宗教教义，教徒们均认为它是由神亲自启示先知而写出来的，所以一度它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站在文学的角度上去品评它了。《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涉及的历史久远，人物众多，然而在这个宣扬上帝博爱、怜悯之心的经书中，有一个名字从一开始便被烙上了与其所宣扬的思想截然相反的印记，这就是该隐。有关该隐的原始记载见于《圣经·创世纪》第4章1节至16节，它讲到：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透省得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后来，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自此，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与那个被理想化为无辜受难者和人类第一个殉道者的弟弟亚伯不同，该隐便成为了秉承她父母亚当与夏娃的罪性、公然破坏上帝规范的宇宙秩序、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人，成为了第一个背叛上帝的人，第一个杀人者，被视为是邪恶的化身。然而，也许有人会认为，是耶和华看不上该隐的供物，是他生了嫉妒之心，于是，在那个无律法约束的年代，恨就杀——“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约翰一书3：15）最后导致了他的恶，所以他是可怜的。其实不然，首先从表面看，上帝看不上该隐的供物最直接的原因是该隐和亚伯都是以自己所有的献给神，这原则虽然是对的，但仍须检查我们所要给神的是否是神所要的。事实上，在亚当与夏娃犯罪之后，耶和华曾用动物皮毛做衣服给他们穿，而要取动物的皮毛，就必须流血杀生，这也是《圣经》中较早的关于流血的暗示：人犯了罪，就必须要流血的祭物来遮去人的罪恶。亚伯献上羔羊和羊的油脂作为祭物，要得到羊的油脂他必须流血杀生，这是《圣经》中又一次关于流血的暗示。而该隐却只是拿地里出产的植物献祭，这就不如亚伯所献的能满足神的心意，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来9：22）所以，他们很可能知道牲畜被杀献祭才是神所喜悦的，而该隐是种地的，按第3章18节至19节所说乃为“糊口”，故不像他兄弟那样是有着一种要侍奉神的心来工作的。其次，神不喜欢该隐的供物，是因为神不喜欢他本身——“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创4：7）表明神不收纳他的供物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行得不好，这从《圣经·创世纪》第4章5节至15节中也可看出。其实，该隐的名字本意为“得到的”，他代表着那些要得到世界的人。他得到了父母（创4：1）、田地（创4：3）、财物（创4：3）、生命的安全（创4：15）、妻子儿女（创4：17）以及权势（创4：17），而他的出生也使亚当和夏娃十分欢喜，以为有所得，并因此感到满足。他们以为既有该隐，就可以不必再要别的儿子了，但随着该隐的渐渐长大，他的品行让他们大大失望。该隐不仅伪善、自私、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好，而且还说谎、凶恶、易怒、阴险，甚至到最后，他失去了神与他自己的灵魂，变得怕死、狂傲，并且不思悔改反而怨责神的不公平，这一切让亚当和夏娃以为有儿子还不如没有得好，便给亚伯取名“虚空”。然而，人们总只能在行为表现出来之后才知道其存心不好，但是耶和华却在该隐还未献祭，也还未杀弟之前就已经全知道了，所以他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可以这样说，《圣经》在塑造了一个可以鉴察人肺腑心肠（耶17：9-10）、全知全能的耶和华的同时，把该隐则作为一种罪恶的加剧与升华。在其父辈亚当犯罪之后虽然说谎抵赖，但仍存惧怕之心的基础上，该隐已然不再敬爱神，反而更加恨恶，并认为上帝所给予的刑罚太重（创4：13）。从此，该隐便成为了人人以嗤鼻的邪恶的化身，这一传统纵贯整个中世纪，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代。（二）拜伦笔下理性的该隐一直以来，宗教故事一直都是文学创作题材重要的来源之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圣经》对文学题材的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千百年来《圣经》故事背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所选用和借鉴。西方中世纪文学除部分民间流传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以及一小部分市民文学外，相当一部分文学，如奇迹剧、神秘剧、道德剧等，几乎完全是以《圣经》内容为题材的。即使是民间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熏染，具有较浓的宗教气息。中世纪后，采用《圣经》故事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情况更为普遍，例如但丁的《神曲》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其中关于地狱、炼狱、天堂的描写就源自《圣经》，还有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以及《力士参孙》等也都是取材于《圣经》故事。而这里将要提到的拜伦于1821年发表的神秘诗剧《该隐》，它所选用与借鉴的素材便是《圣经》中该隐杀弟的故事。当时，拜伦已经来到意大利。在那里，拜伦内心沸腾的痛苦渐渐平息，他一边热情洋溢的投身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一边又对人生与世界的许多问题展开了形而上的思考。四年之后，在拉文纳，拜伦因为参与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的斗争而被驱逐，于是，它根据《旧约》中该隐杀死弟弟亚伯的故事，创作了三幕神秘诗剧《该隐》。与之前其他文学作品对《圣经》故事选用、借鉴的方法不同，拜伦的《该隐》反其意而用之，并效仿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讲究结构的匀称和情节的集中，同时具有追求自由、与命运抗争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拜伦的笔下，该隐不再是邪恶的化身，而成为了第一个反对专制神权、离经叛道的叛逆者，它用理性的批判精神，重新审视上帝的权威，认为神的权威不一定就是争议，而宇宙的主宰上帝不是“善”却是“恶”的化身，所以神权要求于人的显然都只是愚昧与服从。至于他的弟弟亚伯，对上帝则更是竭尽谄媚之能事。这种反上帝的主题以及有着积极意义的反宗教精神，在当时欧洲大陆上“神圣同盟”嚣张，力图重建宗教权威的年月里，无疑成为了一个有力的抗议。事实上，从《该隐》这部诗剧中不难看出，在拜伦的思想里，人类被耶和华逐出乐园后，亚当被驯服了，变得奴颜婢膝；夏娃被恐惧压倒了，把偷吃禁果时的求知欲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亚伯成了一个温和柔顺的男孩，卑微的把头生羔羊献给专横的造物主；而该隐，则是年轻人类的化身——思索着、怀疑着，有着自己的欲望和追求，而不想上天的暴君低头。如在诗剧的第一幕中，亚当、夏娃、亚伯，还有该隐以及亚伯的姐妹阿达、洗拉在太阳升起时，面向伊甸园举行着赞美和感恩仪式，只有该隐一人拒绝向耶和华表示感恩和赞美，它甚至以一个反抗者的提出自己的质疑与思考：“我不愿降临于世，我不爱这个给我带来生命的地方。”可我为什么要出生？为什么要承受亚当与夏娃犯下最后所承受的惩罚？而且“知识树并没有兑现它的诺言，如果他们犯了罪，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一切与知识有关的事情，知道死的神秘。可是他们知道什么？只知道自己悲惨不幸。”一想到子孙后代承继的不是乐园而是死亡，一想到所有这一切困难还要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最初洒下的泪水还要永无休止的流成一片海洋，倔强的该隐就不由得感到愤怒和绝望。而这种质疑与愤怒在叛逆之灵卢息弗的诱导下，愈发变得清醒与强烈。后来通过卢息弗的引导，该隐遨游了宇宙深渊，看到了久远时代以前以及未来时代的生命，甚至还瞥见了死亡的国度。卢息弗告诉他，重要的事是尊重自己的感官体验和理性：“佳美的天赋已由那可怕的苹果赐予——它就是你的理性。勿因暴君的威吓而动摇，务必尊重你所有外来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情。思考吧，持之以恒，筑造一个自我的世界在你胸中。那样，外部的一切都会无济于事。你将不断趋近精神境界的本质，以你的奋斗得到成功。”于是，当该隐从超自然的领域回到大地上后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更聪明、也更悲哀的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者。他弄不明白，为什么追求知识过去是，现在也被视为罪恶，需要赎罪；而造物主却必须燔祭才能笼络，即如亚伯每天所做的那样。这是亚伯又来劝他献祭，它抱着“再试试看”的心理答应下来，把自己清香的谷果摆放在未沾血污的田地上，他幻想着一个奇迹，也许全能者更悦纳自己的礼物。然而，一个明亮无比的云柱和火柱笼罩在亚伯祭献羔羊的祭坛上，同时一阵旋风把他的谷果吹得不知去向。终于，该隐再次堕入了失望的深渊，他突然怒气勃发，想要拆毁亚伯的祭坛，亚伯欲阻止其不敬之举时，该隐从祭坛上抄起一根木柴，朝他狠命打去。于是，死亡来到了人间，该隐则成了第一个把鲜血和死亡带到人间的悲剧人物。尽管他面对大地上第一个死者的惶惑和自由表明他并不憎恨人类，反而陷入沉痛的自责，宁可以死赎回兄弟的生命，但发生了的事已无法挽回。随着死亡而来的诅咒、判决、放逐和永不消失的烙印已纷纷路在他身上。可以说，拜伦笔下的该隐看到的都是毁灭和灾难，这必然导致了他的思考和反叛，这也体现了他“精神叛逆”的首要特征。他不屈不挠的追求绝对真理，只忠实于自己的理性，当理性告诉他，现存世界并不完美，甚至很不完善时，他拒绝向全能的造物主效忠，而成为一个在精神领域顽强对抗传统势力的叛逆者。从而，拜伦塑造出了一个能够象征那些挺身起来抗议不公平现象，不屈不挠爱好自由的精神的该隐。也正是由于拜伦的这种一改往日该隐邪恶化身的形象，而把人类第一个杀人犯写成与虚伪、奴性和不义作斗争的英勇战士，使之成为完全正面的人物，并以此鼓励人们为争取人生权利而反抗权威，同时，还嘲笑上帝，告诫世人不可像亚伯那样逆来顺受、安于奴隶命运的做法，使得这部在其诗才最灿烂期的创作，被毫不留情的斥为是“离经叛道”。尽管如此，拜伦的这部神秘诗剧《该隐》还是对当时与后世的浪漫派诗人、英国作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诗人和艺术家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三）盛开在《恶之花》中反叛的该隐波德莱尔可以说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也是象征派诗歌的先驱，现代派的奠基人，并以1857年出版的被公认为是象征主义开山之作的诗集《恶之花》留名后世。该诗集包括《忧郁和理想》、《巴黎画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个诗组，是一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罪恶和世纪病的病态的花朵，也是一部反映复杂人生与纷繁世事、颇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且艺术技巧十分高超、思想内容有极其丰富的作品。同时，他更是诗人在那个黑暗社会里带着忧郁、孤愤、病态心理去追求解脱、追求光明、幸福和理想的失败的纪录。正如波德莱尔自己曾说：“在这部残酷的书中，我注入了自己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心灵、全部的信仰以及全部的仇恨。”并且，他对自己认为是邪恶败坏的东西采取的却是迷恋和欣赏的态度。故看似写“恶”，实则却反映了他对于健康、光明，甚至“神圣”事物强烈向往，就像高尔基说过的，他：“生活在邪恶中，却热爱着善良。”而波德莱尔的这种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也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