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两大认识误区及其根本出路-最新文档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两大认识误区及其根本出路[文献标识码]A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口、资源、环境为一体的综合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和行动纲领。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不仅实现了发展理念由一维到多维、由单一向综合的转变，而且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由传统的“以物为本”的非人化倾向向“以人为本”的人化倾向的转移。作为一种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问题经过多年的讨论，至少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着眼同期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上升到90年代的规范未来的统一认识。尤其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l世纪议程》，不仅阐述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40个具体领域的问题，而且提出了120个实施项目以促进现有人类社会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使人类生存方式同地球的有限承载力相适应，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探讨向实践实施转变。然而，在此后14年的社会发展实际中，可持续发展自身所蕴涵的两大中心问题――人类生存需要与自然资源消耗的矛盾问题与体现空间观念的代内平等和体现未来取向的代际平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很好的遏制，反而由于沾染了更多的政治因素，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障碍，使可持续发展陷入巨大困境中。导致如此状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前提及其实践模式的认识误区，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一、理论前提上的认识误区：资源稀缺论、熵定律、人口增长论具有虚假性可持续发展的提出立足于这样的认识：经济发展最终要受到普遍的、不可避免的资源环境来源和处理两方面稀缺性的限制以及热力学规律的限制；经济增长受到的限制与每天选择了资源消耗／财富积累／污染模式的人们密切相关。这就是说，资源环境、环境破坏等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通过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一认识并不牢靠，它是建立在以下前提假设上的。(一)资源稀缺论。可持续发展的提出首先立足于未来预期悲观派以能源问题为主要依据的资源稀缺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以现有已探明的储量、开采趋势等数据进行乐观的估计，生产和消耗地球80％的总煤量的时期大概在公元2000年到2300年或2400年的300年或400年的期间，原油是1965至2025年间的60年。现在的资源使用方式，将加速资源损耗。资源耗尽之时，社会发展就走到了尽头。(二)熵定律。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源替代性使用严重动摇了资源稀缺观点的成立，悲观论者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为理论基础，推导出人类社会将毁灭于能量单向流动积累起来的混沌热寂中。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等人认为，资源和人口构成的经济系统，类似单个有机体，是吸收低熵的开放系统，资源和人口的稳态依靠低熵物质――能源(衰竭)的流入和等量的高熵物质――能量(污染)的流出维持，但地球上可利用的低熵库存有限，而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加速降解地球上的低熵库存。保罗?R?埃利希等人进一步提出，由于能量不能回收利用，无论人类什么时候利用能量，最终所有能量都将转化为废热，热污染将严重影响生态系统。因此，在遥遥无期的宇宙热力学上的热沉寂发生之前，人类就将遭受热污染的灾难。(三)人口增长论。悲观论者还根据一些人口学家提出的在世界总人口达到100亿或更多以前，人口不会停止增长的看法，认为如果人类不采取行动控制人口增长，那么早在世界人口达到100亿以前，自然环境就将以悲剧的方式制止人口爆炸。立足上述三点认识，赫尔曼?E?戴利等悲观论者得出了美国式的高资源消耗水平不可能广泛应用于60多亿人口的全世界的极限性的不可能定理。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并非如悲观论者所认识的那样。首先，社会发展历史表明，人类使用的资源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在人类历史的某一具体时期和某一具体地区，的确出现过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的资源短缺，但人们总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或制度改善寻找到功能一样的替代性资源，解决因资源短缺对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以能源为例，19世纪中期以前，人类能源以柴草为主，在1860年全世界的能源结构中，木柴占75％，煤以及少量的石油、天然气仅占25％。1900年，进入煤炭时代，煤在能耗中占到57.6％，柴草下降到40％以下。20世纪60年代中叶，进入石油时代，石油和天然气在总能耗中的比率超过了煤炭。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性资源种类是变动的，不存在整体性资源的稀缺。如果不结合具体社会、区域、时间和具体限制性资源种类，原料稀缺性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次，熵定律的关键在于，当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熵流方式与规模，是否大大超过了地球生命系统经过数十亿年演变而形成的由自然生态系统所构建的熵自然流动途径与规模。实际情况是，目前人类对能源的开发仍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据科学家测算，地球大气层每年接受的太阳辐射能约为5300Q(1Q相当于1018BTU)，其中只有一半到达地球表层，一半则反射回太空。在到达地表的太阳能中，仅有1.2Q通过光合作用被吸收。目前全世界每年消耗的能量不超过0.2Q，直接利用到达地表的太阳能是十分微小的。并且，爱因斯坦的质能转化原理揭示出的确存在负熵的新来源，地表上的流水、潮汐、风力等再生性负熵来源的极限相对人类社会的短暂历史来说是遥远的限制。此外，熵定律的作用条件是系统封闭，而地球是一个半开放系统，熵定律的限制不可能是完全的。这些都表明，悲观论者提出的熵定律是一个伪命题。再次，人口增长论在本质上仍然是在重复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是线性或类指数性无限增长的老观点。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1750～1930年间，在当时发展较快并已进人发达经济阶段的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就快于发展较慢的地区和国家，两者每lO年人口增长率之比为8:4.5；1930～1970年间，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增长又慢于欠发达地区和国家，两者每年人口增长率之比为0.94:1.75。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已出现人口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西方人口结构理论就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增长会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现象。同时，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土地为核心的主要自然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117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承载力进行全面的调查与测算，并根据不同的投入水平，得出了三种不同的潜在承载力数值，每一种数值所表示的潜在承载力都高于实际人口数。其中，推测出2000年的潜在承载力为260.4亿人，就远远高于实际可能达到的62亿人。这说明，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效应是递减的。由此可见，支撑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前提――资源稀缺论、熵定律、人口增长论都具有虚假性。这种虚假性致使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各说一头，莫衷一是。学术界不同学科对可持续发展的规定各不相同，比较有影响的就有5种：生态学的定义、环境科学的定义、自然科学的定义、经济学的定义和社会学的定义，在同一学科内，不同学者又各有侧重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性定义，据统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后，国外文献“修正”和“改写”出来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就有70多种；而且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导者的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在1987年以后的1988年、1989年、1992年、1994年有关环境和发展问题会议所形成的文件中，也没有一次把1987年所规定的定义当作标准定义。二、实践模式上的认识误区：对资本关系逻辑及其相应社会制度框架的认可理论前提上的认识误区及其认识上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人们在实践领域用不切实际、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去取代传统的发展模式。目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的最具影响的解决方案有三种：一是罗马俱乐部在其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零增长”模式，即合理的模式是人口增长和物质增长要保证在零水平上；二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世界野生物基金会在其共同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中，通过把“可持续发展”概念变为“可持续生存”及其所制定的8项可持续生存原则和58个行动建议，提出了更为紧缩的“可持续生存”模式；三是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从经济体系应该同时解决资源配置、产品配置和规模这三大理想目标的良好愿望出发，提出应通过改变已有的资源配置和产品配置模式，形成一种不随时间推移而有损环境承载力的适度经济规模，建立一种人口数量、人造资本数量稳定的稳态经济模式。这三种实践模式，虽然提法各异，表述不同，本质上都可归结为“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然而，稳态经济与“零增长”模式，都是一种“补位经济”。就像一个人或一群人逝去了，就补进一个人或一群人一样；一个单位或一定量的人造资产消耗了，就补进一个单位或一定量的人造资产。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元化主体组成的松散集合，不可能做到一致性的社会公共选择，从而难以保证一种约束每个人的计划性生产生活结构的良好运行。因此，如何界定和监测人造资产的消耗速率和单位?谁有资格安排再生产过程和物质资源分配?如何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分配生育婴儿的权利?就不是这些实践模式自身能够解决得了的，而必然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关系框架。正如离开一定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只是一种抽象的生产形式一样，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发展模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框架基础之上的，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框架的社会发展模式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虚幻的模式。这既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所反复强调的科学真理，更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据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疑问：可持续发展实践模式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框架基础上的?如果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资本化了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资本结构基础上的，那么，可持续发展实践模式作为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批判和超越的产物，是否从根本上触及和变动了资本化了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资本结构?遗憾的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可持续发展理论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对传统发展理论及其经济增长模式保持激烈批判外观的同时，既未触及当代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资本关系逻辑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全面的渗透和整个统治；也未变动实现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对社会关系资本化的制度框架的根本限制和改造。因此，那些在表面上对传统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式貌似激进的批判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热烈无比的推崇，实则都是在认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框架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最多是在现存的资本化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框架内的一种改良。可持续发展实践模式深陷于这一认识误区之中。可持续发展实践模式上的这一误区，进而使一些人在推行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两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主张：第一，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似乎只要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物用化态度和工具价值理念，就可以从根本上颠覆和超越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当代西方生态中心论的浪漫主义美好愿望、理想主义主张就是其突出表现。第二，片面追求发展方式上的变革。即把当代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对抗的产生根源，简单地归结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上，好像是近代工业发展模式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歧途，甚至有人主张只要人类采取反文明的发展方式――零增长、负增长，改变现代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工艺学运用，就能够拯救陷入困境的人类生态危机。正是由于这样，在可持续发展观已得到广泛认同的今天，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不仅没有得到缓和与改善，反而有进一步加深和恶化的趋向。三、走出误区的根本途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从哲学层面上看，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前提(资源稀缺论、熵定律、人口增长论)和取代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想解决方案(零增长、负增长、稳态经济)都存在误区，决不是偶然的，它与早已受到严肃批判的把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直观理解的近代机械论哲学自然观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哲学自然观中，自然界在人的视野中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有机整体，而是一个被动的、惰性的“事物的堆积”，是一个机械性的结构体或可以被人们数量化的物质仓库，人类随时可以对其进行计算、拆分，任